在艺术风格上，曹操诗歌朴实无华、不尚藻饰.它们以感情深挚、气韵沉雄取胜。在诗歌情调上，则以慷慨悲凉为其特色。慷慨悲凉，这本来是建安文学的共同基调，不过在曹操的诗中，它表现得最为典型，最为突出。在诗歌体裁上，曹操的乐府诗并不照搬汉乐府成规，而是有所发展。如，在汉乐府中都是挽歌，他却运用旧题抒写了全新的内容。曹操开创了以乐府写时事的传统，影响深远。建安作家以及从南北朝直到唐代的许多诗人，他们拟作的大量乐府诗，都可以说是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曹操在文学上的功绩，还表现在他对建安文学（见建安七子）所起的建设性作用上，建安文学能够在长期战乱、社会残破的背景下得以勃兴，同他的重视和推动是分不开的。刘勰在论述建安文学繁荣原因时，就曾指出“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事实上，建安时期的主要作家，无不同他有密切关系。曹丕、曹植是他的儿子，“七子”及蔡琰等，也都托庇于他的荫护。可以说，“邺下文人集团”就是在他提供的物质条件基础上形成的；而他们的创作，也是在他的倡导影响下进行的。
曹操著述，据清姚振宗30卷录1卷、13卷等十余种，然多已亡佚，今存者唯。明代张溥辑散见诗、文等145篇为中。丁福保，所收作品略多于张溥辑本。1959年，中华书局据丁福保本，稍加整理补充，增入、。
短歌行（二首）其一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一说去日无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一说幽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一说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阔谈讌，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一说无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其二周西伯昌，怀此圣德。
三分天下，而有其二。
修奉贡献，臣节不隆。
崇侯谗之，是以拘系。
后见赦原，赐之斧钺，得使征伐。
为仲尼所称，达及德行，犹奉事殷，论叙其美。
齐桓之功，为霸之首。
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一匡天下，不以兵车。
正而不谲，其德传称。
孔子所叹，并称夷吾，民受其恩。
赐与庙胙，命无下拜。
小白不敢尔，天威在颜咫尺。
晋文亦霸，躬奉天王。
受赐圭瓒，秬鬯彤弓，卢弓矢千，虎贲三百人。
威服诸侯，师之所尊。
八方闻之，名亚齐桓。
河阳之会，诈称周王，是其名纷葩。
注：“讌”字或可同为“宴”字，不同版本的字不一样观沧海（作于建安十二年秋）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步出夏门行·龟虽寿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螣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苦寒行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
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
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
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
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
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
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
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
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
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
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
悲彼诗，悠悠令我哀。
薤露行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
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
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
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
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
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
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
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蒿里行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度关山天地间，人为贵。
立君牧民，为之轨则。
车辙马迹，经纬四极。
黜陟幽明，黎庶繁息。
於铄贤圣，总统邦域。
封建五爵，井田刑狱。
有燔丹书，无普赦赎。
皋陶甫侯，何有失职？
嗟哉后世，改制易律。
劳民为君，役赋其力。
舜漆食器，畔者十国，不及唐尧，采椽不斫。
世叹伯夷，欲以厉俗。
侈恶之大，俭为共德。
许由推让，岂有讼曲？
兼爱尚同，疏者为戚。
轶事典故卞氏相关曹操的正室妻子卞氏，原本是倡家，即汉代专门从事音乐歌舞的乐人家庭（后来唐代演变成娼妓的代名词，汉代只是指艺人），后来与曹操成婚，建安初年丁夫人被废，卞夫人成为曹操的正妻，曹操出征时常将丁夫人接回家住。曹丕继位后尊其为皇太后，曹睿继位后尊其为太皇太后。
卞氏出身虽差，人品极好，做人非常地低调，那个社会都很讲名份的、讲究出生地位的，而曹操更注重人品。
她生的儿子：
1：魏文帝曹丕2：武功极好的“黄须儿”曹彰3：曹植（七步诗的作者）4：萧怀王曹熊作品一览曹操对文学、书法、音乐等都有深湛的修养。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上，散文也很有特点。
曹操的诗歌，今存不足20篇，全部是乐府诗体。内容大体上可分三类。一类是关涉时事的，一类是以表述理想为主的，一类是游仙诗。
太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袁伯业名遗，袁绍从兄。）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钟嵘、等。二诗，作于建安初年。前一篇反映何进谋诛宦官事败，董卓入洛阳作乱；后一篇写关东各州郡兴兵讨卓，又各怀野心，互相杀伐，在内容上紧相承接。诗篇以简练的语言，高度概括地写出了这一段历史过程，因此被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钟惺诗中他以同情的笔调，写出了广大人民在战乱中所罹的深重苦难：“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作于建安十一年，诗篇描写冬日太行山区的酷寒、荒芜、险峻，形象生动，同时也写出了诗人内心的复杂感受。作于建安十二年征三郡乌桓时。该诗包括“艳”（前奏）及四解。“艳”着重写了诗人出征时的复杂心情。一解“观沧海”，写进军途经碣石时的观感；二解“冬十月”、三解“河朔寒”，写归途中见闻；四解“龟虽寿”，写取得了这场重要战役胜利后的思想活动。其中“观沧海”描写大海景象，“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气势磅礴，格调雄放，映衬出诗人包容宇宙、吞吐日月的阔大胸怀。“龟虽寿”以一系列生动的比喻，表达诗人对人生及事业的看法：“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是诗人贯彻终生的积极进取精神的真实表白。
以表述理想为主的诗歌有等。前两篇写诗人的政治理想。他设想的太平盛世是儒法兼采、恩威并用的贤君良臣政治。这在汉末社会大破坏的现实背景下，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的主题是求贤，以“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等诗句，来抒发求贤若渴，广纳人才，以冀成其大业的心情。
在艺术风格上，曹操诗歌朴实无华、不尚藻饰。它们以感情深挚、气韵沉雄取胜。在诗歌情调上，则以慷慨悲凉为其特色。慷慨悲凉，这本来是建安文学的共同基调，不过在曹操的诗中，它表现得最为典型，最为突出。在诗歌体裁上，曹操的乐府诗并不照搬汉乐府成规，而是有所发展。如，在汉乐府中都是挽歌，他却运用旧题抒写了全新的内容。曹操开创了以乐府写时事的传统，影响深远。建安作家以及从南北朝直到唐代的许多诗人，他们拟作的大量乐府诗，都可以说是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曹操在文学上的功绩，还表现在他对建安文学（见建安七子）所起的建设性作用上，建安文学能够在长期战乱、社会残破的背景下得以勃兴，同他的重视和推动是分不开的。刘勰在论述建安文学繁荣原因时，就曾指出“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事实上，建安时期的主要作家，无不同他有密切关系。曹丕、曹植是他的儿子，“七子”及蔡琰等，也都托庇于他的荫护。可以说，“邺下文人集团”就是在他提供的物质条件基础上形成的；而他们的创作，也是在他的倡导影响下进行的。
曹操著述，据清姚振宗30卷录1卷、13卷等十余种，然多已亡佚，今存者唯。明代张溥辑散见诗、文等145篇为中。丁福保，所收作品略多于张溥辑本。1959年，中华书局据丁福保本，稍加整理补充，增入、。
短歌行（二首）其一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一说去日无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一说幽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电视剧中的曹操（鲍国安饰）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一说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讌，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一说无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其二周西伯昌，怀此圣德。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修奉贡献，臣节不隆。崇侯谗之，是以拘系。后见赦原，赐之斧钺，得使征伐。为仲尼所称，达及德行，犹奉事殷，论叙其美。齐桓之功，为霸之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一匡天下，不以兵车。正而不谲，其德传称。孔子所叹，并称夷吾，民受其恩。赐与庙胙，命无下拜。小白不敢尔，天威在颜咫尺。晋文亦霸，躬奉天王。受赐圭瓒，秬鬯彤弓，卢弓矢千，虎贲三百人。威服诸侯，师之所尊。八方闻之，名亚齐桓。河阳之会，诈称周王，是其名纷葩。注：“讌”字或可同为“宴”字，不同版本的字不一样。
观沧海（作于建安十二年秋）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步出夏门行·龟虽寿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螣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苦寒行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诗，悠悠令我哀。
薤露行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蒿里行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帝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轶事典故装糊涂官渡之战后，曹操缴获了袁绍大量的图书、资料、文件、书信，就发现其中有自己的人写给袁绍的信，按照一般人的反应，这是通敌、背叛的证据，应该把它拿出来，一个一个按图索骥，把那些叛徒、有二心的、动摇份子都揪出来。而曹操没有。曹操发现这些一堆书信之后，看都不看，立即下令，全部烧毁，曹操做得很漂亮，当时很多人不理解，就问曹操，为什么把这么重要的证据都毁掉了，因为曹操很清楚，他是以弱胜强，老实说，自己心里都没底，何况大家呢，这勾结袁绍又不是一个二个，三个五个，可能是几十个，上百个，这都清算不过来，何必要清算呢，这个人情，曹操做得很好，曹操当着全部人的面把这些证明全部烧毁，让大家放心，跟着曹某，只要忠诚，以前的事我不知道。曹操很会装糊涂，装糊涂才能宽容人，得人心，得人心，得天下。
其他成就三国演义中将曹操描写为一个汉朝的篡逆者，其实并不公平。东汉时期，外戚宦官轮流掌权，朝野上下乌烟瘴气。步入建安年代，东汉朝廷早已无可救药。对此，司马光曾在中评论道：“建安之初，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非汉有。”董卓擅行废立，刘焉自造龙袍，淮南袁术称帝刻玺、袁绍欲私立新帝的乱世中，曹操一直保持了对朝廷的尊敬。
早在中平五年，就有人阴谋推翻汉灵帝另立新主，拉拢当时任议郎的曹操时被其拒绝；联军讨伐董卓时，与其他人观望顾虑相比，曹操身先士卒奋力进取；初平二年韩馥、袁绍等人又想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再次为曹操所拒绝，并明确提出：“诸君北面，我自西向。”你们可以去听那个北方幽州牧的，我依然忠诚于西面的汉献帝；李催等乱长安，献帝一行狼狈从他们手下逃命时，漠然无视者有，趁火打劫者有，落井下石者也有，曹操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主动迎接献帝的人；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吴魏合作击杀关羽后孙权上表劝进称臣，曹操也不听：“这小子是想把我放在火上烤啊！”这一系列的言行中虽然有曹操的慎重权谋，但客观上不能否认是对朝廷的尊重。
至于曹操诛杀董承（原为董卓女婿牛辅部下，按照三国演义看出身的标准应为“漏网之鱼”）、伏完等皇亲国戚，毕竟是他们动手于前曹操反击于后，难道能指望曹操高高兴兴地等死吗？况且，东汉的败落就是败落在外戚宦官的手里，目睹着天下如何大乱的曹操对此一清二楚。诛董承杀伏完的同时，曹操也规定了自己“后宫”的人一律不得干涉朝政，即使对亲儿子曹彰等人也是“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才高八斗的曹植为人放荡，曾私自“开司马门而出”，他的车夫立刻就被处死（曹植失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违法乱纪。曹丕或许是有贼心没贼胆，曹植则根本不把当不当贼当回事）；曹植的妻子衣服太华丽，违反了自己提倡节俭的命令后尽管是儿媳妇照样砍头。综合这些回头看曹操并不是一个汉朝的篡逆者。
曹操的军事、文学才能很少有人否认，稍微有争议的是他的政绩。他的政绩与军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回顾三国前的历史，东汉桓帝年间，中国的人口曾经达到五千多万，但到了三国时锐减到七百多万，甚至还不如四五百年前动不动就“斩首十万”的战国时代（那时还有一千多万）。杀光这么多人不可能，但饿死却不难。究其根源，无非是天灾。自东汉桓帝灵帝以来，旱灾、水灾、瘟疫、**、少数民族叛乱不断，民不聊生之余人口、户数大量减少。根据后汉书记载，汉桓帝时期，比较大的灾祸有“延熙九年春三月，司隶、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按照这个估计，仅此一年这两地就饿死了大约三四百万；汉灵帝时期，“建宁三年春正月，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光和五年二月，大疫。”，“光和六年夏，大旱”。其余小规模的天灾、少数民族叛乱或入侵，不计其数。加上爆发于公元184年的黄巾大起义和随后的军阀混战后，生产遭到了完全的破坏。这样的乱世中，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使民众丰衣足食，是刻不容缓的首要任务。
然而，汉末三国中的各个诸侯中，军事上有才能的不少，内政上有作为的不多。政治经济上的成功与失败都会自然的反映在军事上（反过来，绝不容易），大多数人因此吃尽苦头，最终受困于“米”而连证明自己是否是“巧妇”的机会都没有。恢复生产的方法，无非是开源节流，这两方面曹操做得都非常出色。屯田制的实行，实际上是以国家投资的方式保证再生产，工作效率当然高于普通的自耕农。因此这个政策收到立竿见影之效，短时间内就将地方变成“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的欣欣向荣，称其为一大创举并不过分。曹操在攻破邺城后，鉴于东汉后期沉重的人头税，改为户调制，对土地所有者（包括自耕农和地主）收田租每亩为四升，每户出绢二匹、绵二斤，“他不得擅兴发。”大力制止对农民的乱摊派行径，这可是连两千年后的毛邓江都头疼的顽疾。这一政策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得到了一致的拥护。
曹操在世时大力兴修水利设施并卓有成效，如在周瑜的家乡舒城建立的七门三堰一直到北宋宋仁宗时还能每天浇灌两万顷良田。这些三国演义中不曾提及的“鸡毛蒜皮”之厉害，可以从下面的事例中反映出来：第一，曹操在汉中打过两仗，先战胜张鲁后败于刘备，但由于北方的元气恢复他前后顺利地从汉中武都等地迁出了十三四万户人口（虽有利诱不曾威逼）。以一户人家四口人计算，这就是五十多万。想想蜀汉投降时不过二十八万户九十四万口，就能明白这对刘备是什么样的釜底抽薪！毕竟，兵民是抗战之本。第二，建安十九年五月，吕蒙提醒孙权，曹操在皖城（即庐江）一带屯田，如果坐等他们收获，无异于如虎添翼。因此东吴趁雨季来临水军来去自如之机，孙权大动干戈亲征皖城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吕蒙、甘宁全上阵后俘获太守朱光，迁（说得难听点，劫）数万百姓回吴。有统计称，孙策、孙权兄弟曾先后四次打到周瑜的故乡淮南舒城一带，但毫无例外的是劫掠而还。因此周瑜的老家出现了这样的滑稽：曹魏拼命建设大兴土木，孙吴拼命破坏杀人越货。
曹操之后的曹丕、曹睿虽然在个人生活上不够检点，但却基本上萧规曹随贯彻了这些政策。后来曹真、张郃、司马懿之所以能够屡次在祁山等地把战术上没有什么错误的诸葛亮拖垮，就是因为他们“内力深厚”有充足的物质保证。与之相对应的是，吴蜀这方面的建设乏善可陈。蜀中是因为先天条件优越，境内已经有了都江堰这样的杰作而无需画蛇添足劳民伤财，尚情有可原。东吴则完全是败笔：东吴曾两次在丹杨填建湖田，兴建浦里塘。永安三年（魏景元元年）初建，投入的人力物力不可胜数，却因为未能在枯水时施工，导致风急lang高而淹没墩基，结果是“士卒死亡，或自贼杀，百姓大怨之。”第二次重建，仍然失败。难怪后世不得不在江南广开运河及兴建水库。江南虽然号称鱼米之乡，三国时的农业水准却相当低下，连牛耕等北方早已是常识的东西都未能普及，又没有水库潭池等可供水灌溉的水利建设，其生产效率可想而知。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有百万雄兵也得饿肚子，又怎么能争霸天下？
如果说曹魏给后人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那么蜀汉是保本，东吴则是一屁股债。开源同时，曹操也非常注意节流，并以身作则。史书中称曹操“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简单地说，衣服没有花里胡哨，鞋子不曾雕花绣彩，帷帐屏风落满补丁，床榻被褥“败絮其中”。在曹操的大力纠正下，东汉以来的奢华之风为之一扭，天下的人都以廉洁勤俭自律。即使是高官显贵也不敢过度铺张，甚至出现了有人故意穿破旧衣服取悦曹操的咄咄怪事。建安十四年，曹操反过来不得不下令来纠正这一奇怪的不正之风。曹操的遗嘱，也体现了自己的一贯俭朴的风格：“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相比之下，刘备、孙权的晚年则是昏聩糊涂。记载：“刘备称汉中王，于是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他的这些所作所为，后来成了陈群劝谏曹睿弃奢华罢宫室的反面教材：“昔刘备自成都至白水，多作传舍，兴费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后来的夷陵之战中刘备的表现，就更惨不忍睹了。孙权的“老糊涂”就更多了，甚至不老的时候都有些糊涂，以至于张昭以纣王的“酒池肉林”加以讥讽。后来孙权在太子废立上的胡来更是把群臣弄得四分五裂无所适从，已经成了笑柄了。
诚然，曹操并不是个完人。他在徐州的屠城等都是应该受谴责的。但综合看他的成功决不是偶然，无愧于陈寿“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的评论。
后人评论如今人们有许多时尚的观念，像“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云云。在这些理论的引导下，天下事原没有对错之分，只要符合自己的利益就行。所以曹操为了自己的利益，做什么都不算错，能够取得成功就是英雄。
曹操的历史功绩，现在看来，应该是在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时，扫平北方军阀，统一中国北方，恢复发展生产，使北方人民安居乐业，过上太平生活。这些功绩，表现出曹操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另外，他博学多才，其诗歌至今流传，又表现出卓越的文学才能。这些功绩和才能聚于曹操一身，自然显现出男子汉大丈夫的非凡魅力，有人因此而喜欢他崇拜他，也算是有道理的。
曹操对于汉王朝，也是有些贡献的。早年，他是“治世之能臣”，不畏豪强，执法严明，将他的辖区治理得井井有条；领兵打黄巾，虽然有镇压农民起义之嫌，毕竟也是对汉王朝有保全之功；兴兵讨董卓，虽然没有成功，但也是堂堂正义之师。后来迎献帝，迁都许昌，恢复礼乐，使奄奄一息的汉王朝又多活了许多年，这也是有贡献的。曹操因此得意地自比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如果曹操真的肯做周文王、周公，做伊尹、霍光，那在历史上他就可以称是一个完人了。但是不然，曹操至所以肯留着汉献帝，不是拿他当君王，只是为了“挟天子而令诸侯”，只是为了握一张王牌，方便其发号施令。一旦羽翼丰满，根基稳固，就要取而代之。中，建安年间曹操每一次升官，范晔都写为“曹操自为……”表面上仍是献帝封的，但曹操想当什么，献帝就得封什么。“三公制”搞腻了，就改为“丞相制”，直到后来封魏公加九锡，最后进封魏王。
对忠于汉朝的官员，有名望的官员，曹操陆续实施排挤、罢免、屠杀。而那些试图对抗曹操扶保汉室的官员贵族，曹操更是杀得有理，甚至牵连上皇后皇子。
曹瞒传曰：公遣华歆勒兵入宫收后，后闭户匿壁中。歆坏户发壁，牵后出。帝时与御史大夫郗虑坐，后被发徒跣过，执帝手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时也。”帝谓虑曰：“郗公，天下宁有是邪！”遂将后杀之，完及宗族死者数百人。曹操有政治、军事、文学诸方面的才能，在东汉末年群雄争斗时颇多建树，统一中国北方的大部分领土，也是有历史功绩的。所以现在很多人喜欢曹操，崇拜曹操，乃至觉得戏台上给曹操勾大白脸不公平，白脸一度被改成了粉脸。
中曹操的恶行自然不少，但演义作者是“尊刘”的，难免有不少过份的加工。中的曹操，因作者陈寿是晋时人，晋承魏祚，难免要多说一些魏的合理性，所以给曹操的好话也不少。这两天我正好读，这是南北朝人写的，感情因素自然要少一些，在中，我发现曹操的劣迹不少，给他勾白脸，着实不算冤枉。且抄几段书来看：
建安元年辛亥，镇东将军曹操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曹操杀侍中台崇、尚书冯硕等。九月，太尉杨彪、司空张喜罢。冬十一月丙戌，曹操自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百官总己以听。
五年春正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越骑校尉种辑受密诏诛曹操，事泄。壬午，曹操杀董承等，夷三族。
夏六月，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癸巳，曹操自为丞相。壬子，曹操杀太中大夫孔融，夷其族。
九月庚戌，立皇子熙为济阴王，懿为山阳王，□为济北王，敦为东海王。[一]注[一]山阳公载记曰：“时许靖在巴郡，闻立诸王，曰：‘将欲歙之，必姑张之；将欲夺之，必姑与之。其孟德之谓乎！’”
夏五月丙申，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
十一月丁卯，曹操杀皇后伏氏，灭其族及二皇子。
二十一年夏四月甲午，曹操自进号魏王。
是岁，曹操杀琅邪王熙，国除。[一]注[一]坐谋欲渡江，被诛。
二十三年春正月甲子，少府耿纪、丞相司直韦晃起兵诛曹操，不克，夷三族。[一]注[一]三辅决录[注]曰：“时有京兆全祎，字德伟，自以代为汉臣，乃发愤，与耿纪、韦晃欲挟天子以攻魏，南援刘备。事败，夷三族。”
个人认为曹操生性多疑用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来概括，首先人格方面就存在问题。如果人有好坏之分，理所应当的曹孟德是属于坏的行列。
公论：（1）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
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
首先，操善于驭将；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东击孙权，退军时，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及护军薛悌镇守合肥。次年，操于出军西击张鲁前，派人给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写明：“贼至乃发”。不久，孙权亲自率领大军十万来攻合肥，薛悌等开函看教，乃是：“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这时合肥守军总共才七千余人。敌众我寡，如果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疑惑。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闻言，当即表示赞同。于是辽、典当夜招募敢从之士八百人，杀牛犒飨。次日天亮，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己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呼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兵少，聚众围辽数重。辽一再突围，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权军经此一战，锐气顿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军退。大众既去，权和数将尚留逍遥津北。张辽从高望见，即率步骑前来捉权，极将甘宁、吕蒙、凌统等竭死格斗，权始乘骏马逃去，几被活捉。史家对操教令，颇为赞扬，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孙盛认为操之本意是勇怯调配，“参以同异”。我以为：张辽作战固极勇锐，乐进也以“骁果”显名，常先登陷阵，“奋强突围，无坚不陷”。如果把乐进说成是“怯”者或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孙权来时必自恃人马众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骄忽轻敌。正可乘此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即如张辽所说“及其未合，折其盛气”，如此而已。盖兵贵神速，掩其不备，操之知将料敌，固极高明。
由于孙权经常进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带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兖州刺史裴潜等作好行军准备。因这时合肥方面并无军事气氛，故裴潜等动作不速。扬州刺史温恢暗自对裴潜说：“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责矣！”于是裴潜赶紧作好快速行军准备。果然不久接到快速进军的命令。接着张辽等也收到诏书。说明操对诸将约束甚严，不容有忽慢诏令和动作迟缓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将，对之要求也很严格，但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甚至连孙权都说操之“御将，自古少有”。证明操是善于御将的。
曹操还富有韬略、足智多谋，在战略、战术方面，常能应付裕如。操在战斗时，常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变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对于毒农民军、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争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方法，谲敌致胜，转弱为强。在战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属智慧，择善而从，少有失误。例如当操与吕布争夺兖州，相持不下时，徐州牧陶谦病死，操欲乘机袭取徐州，然后再击吕布。荀彧劝阻之。操乃改变主意，以全力击败吕布，平定了兖州。接着徐州也归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战后下一年，操因粮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刘表。荀彧说：“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操从之，终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战略决策方面屡次纠正操的疑误想法，因而对操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他谋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样功勋，为操所称誉。足证操对战略部署极为重视，事先都与群僚仔细商讨。他能采纳别人的正确策略，说明他的判断力是很强的。
当操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操又对别人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敌致胜，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发挥臣下的智慧和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所谓使“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
无论曹操在战略、战术上做得怎样出色，如果其军队没有较强的战斗力还是不行的。吕布的军队号称勇悍；袁绍的军队人数最多，经过多次较量之后，都为操所败，说明操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操军战斗力之所以强，乃由于操一贯采取精兵、简政、重视粮食生产及运输等措施。操曾说：“孤所以能常以少兵胜敌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操自言当官渡会战时，袁绍有铠甲一万领，他只有二十领；袁绍有马铠三百具，他连十具都不到。操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操治军带兵，比较重视纪律，赏罚比较严明，结果打败了袁军。一次在行军途中，操传令不得让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于是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了麦子。可是操自己所骑的马却因吃惊而踏了麦田。于是操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做为处罚，这虽只是做做样子，但也可说明操在军中持法是比较认真的。操起兵初期，打过不少败仗，但军队始终没有溃散，就是因操治军严整，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也能较好地配合和支持军事。所以终能转危为安、变弱为强。其他军阀如袁绍则“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吕布则“勇而无计”、“轻狡反复”；刘表则“不习军事”、只“保境自守”；袁术则“奢yin放肆”、“无纤介之善”。所以操终能将他们各个击破。
由此，我们说曹操可以称得上古代卓越的军事家。
（3）曹操的为人和作风。
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看法纷纭错杂，毁誉不一。毁者把他说成白脸的奸臣、专门玩弄权术、“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极端利己者：誉者则目之为命世英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有关史书记载，既善恶错出，真假难辨。我们如果片面地依据某些记述，断章取义，纵然再多发表评论文章，亦无济于事。评论历史人物，应当从有关的可靠记述中归纳出居于主流的东西（如德、才、功、过、善、恶、作用、影响等），从而得出确切的结论。不仅要把这一人物与他同时的人相比较，也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同一类型的人相比较，这样便不难估计其在各方面的价值，以确定其历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与奸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分析，曹魏政权是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汉朝还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夺呢？曹操确实是玩弄了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这样做，还是为汉朝延长了二十余年的名义上的国柞。假若操是奸臣的话，那末，二袁、刘表、刘备、孙权……谁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个能维护汉政权的忠臣来，还能说操是奸臣吗？
至于曹操对人是否奸诈？专门倾人利己呢？传说中曹操所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是否真实呢？据：
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字刃击杀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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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根据的说法，操杀人系于被劫之后，这种杀人，不能说是负人，而只是惩罚歹徒的行为。所说操夜杀人，乃是怕别人杀害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这还可以说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行为。但操过后，还是很快就感到凄怆伤怀，说明这次杀人是属于误会，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负人之事。而且，“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语，只见于此书，其他二书均未道及。可知这话是不可靠的。从当时实际情况论，操恐惧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轻易做杀人惹祸之事。他当时如畏人图己，就应趁人无备时逃走，何必杀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书所记大相径庭，陈寿既不采用，裴注虽引出，但未置评，仅备遗闻。所以我们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与其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远不如从操许多比较确凿的行事中寻找答案。比如：陈宫，原来是拥戴操为竞州牧的有功大员，操“待之如赤子”。但后来陈宫趁操东征徐州牧陶谦之际，叛操而迎吕布为兖州牧，使操几遭灭顶之灾。后来陈宫与吕布一起被操禽获，“宫请就刑，操为之泣涕”，颇有故人依恋之情。宫死后，“操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抚视其家，皆厚于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见操对死者的嘱托，并无背负之事。王粲的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操闻叹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操以金璧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之事更为人所熟知。操还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可知他是怕负人的，似不可能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吕思勉谓：“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这种，是符合事实的。那些述说操诈骗倾人的传闻、轶事，多非历史的真实。但这种从何而来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吕布与操作战时，曾告诫部属：“曹操多谲”。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时的“多谲”，扩大到其为人和作风上；其次，陈寿说操“少机警，有权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权术，赵翼言操用人系以权术相驭。操在用人上，确实有用权术的地方，但说他用人全靠权术，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脑有几个不用权术的？有几个没有滥杀过人？袁绍早就让操杀杨彪、孔融、梁绍。就以孔融为例，他何尝不随意杀人！当他任北海相时，仅因“租赋少稽”，就一朝杀五部督邮。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邻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劝他“自托强国”，仅因这个建议，就被孔融杀害。至于历代开国帝王，因铲除异己，而滥杀错杀的更史不绝书，如果只责操谲诈负人，是不公允的。
操的污点，首先是他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关于此事，前面已多处提及，不再详述。其次是他有过屠杀徐州人民的罪行，此事前面也说过。关于操攻徐州牧陶谦的原因，各书说法不一。即使操父真为陶谦所杀，操也不该大量屠杀无辜人民。陈寿于中叙述曹操之事，从不做过分的贬抑，对操攻徐州的暴行，所述亦较他书为简，然亦不能不承认：“所过多所残戮”。操还曾有“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操及其手下诸将常有“屠城”之事，这是不应宽恕的。其他如当操攻围吕布于下邳时，关羽屡向操求取布将秦宜禄之妻杜氏，操“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在此事稍前，操在宛收降张绣时，亦曾纳张绣的从叔母，以致引起张绣的叛变。诸如此类的事，在当时虽算不上什么很坏，但总是欠缺的。陈寿在评论曹操时，极称赞其谋略、权变、法术和用人、创业的功绩，从无一语赞及他的品德。陈寿论到刘备时，认为备“机权于略，不逮魏武”。可是极力称颂刘备的“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说明陈寿是善于抓住曹、刘在德才上各自特色的。
许多人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家，我很同意。有些人还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政治家，我觉得有点偏高。因为曹操有过滥杀无辜人民的暴行。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应当不这样。另外，在个人品德作风上，曹操也有些欠缺，不足为后世法。既然称作历史上的政治家，就应当对后世能起榜样作用，曹操在这方面还不够规格。
曹雪芹曹雪芹（约1724～约1764），清代家。满族正白旗包衣，名沾（zhān），字梦阮，号雪芹、芹圃、芹溪。清代家。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六日未时生于江宁（今江苏南京），祖籍辽阳（后迁沈阳）。著有。
据考，曹雪芹于就诞生在位于南京的江宁织造府内。江宁织造府，位于如今南京的市中心大行宫地区，清朝康熙皇帝6次下江南，有4次就住在江宁织造府内。这里的地名大行宫的称呼即由于康熙和乾隆两个皇帝在此住过而得名。
明朝天启元年（1618年），努尔哈赤统兵攻明，攻占沈阳、辽阳，曹宜的先祖被满军所虏，归依八旗正白旗“包衣”，先祖曹世远、高祖曹振彦本为汉族，沦为多尔衮的家奴。曹振彦颇受多尔衮赏识，封为佐领，曾参与平定姜瓖起义。入关后，改任文官，历任山西吉州知州、大同府知府、两浙都转运盐使等三品官职。
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任江宁织造。曾祖母孙氏做过康熙帝玄烨的保母。祖父曹寅做过玄烨的伴读和御前侍卫，后任江宁织造，兼任两淮巡盐监察御使，极受玄烨宠信。玄烨六下江南，其中四次由曹寅负责接驾，并住在曹家。
另据周汝昌记录：故宫博物院所藏康熙年间曹家的一份密折中记载，曹雪芹之父曹頫（fu）实为曹寅之弟曹宣之子——由于曹寅及其孤子曹颙相继离世，康熙帝欲让曹家仍掌江宁织造之职，故令曹宣之子曹頫过继到曹寅一支，支撑门户并任江宁织造。如此说来，曹雪芹实为曹宣之孙，而非曹寅之孙。
曹寅病故，其子曹颙、继子曹頫（即曹寅之弟曹宣第四子）先后继任江宁织造。他们祖孙三代四人担任此职达58年之久。曹雪芹自幼就是在这“秦淮风月”之地的“繁华”生活中长大的。雍正初年，由于曹振彦的亲孙子曹宜使坏，加之受朝廷内部政治斗争的牵连，曹家遭受一系列打击。曹頫以“行为不端”、“骚扰驿站”和“亏空”罪名革职，家产抄没。这时，曹雪芹随着全家进京，住在蒜市口；曹頫下狱治罪，“枷号”一年有余。其家族在乾隆时代曾经复兴过一时。后来曹雪芹在右翼宗学里结识了敦诚、敦敏，并与他们成为亲密朋友。康熙朝废太子胤礽之长子弘皙谋立朝廷，暗刺乾隆，事败。曹家被牵累，再次抄没，曹家从此一蹶不振，日渐衰微。经历了生活中的重大转折，曹雪芹深感世态炎凉，对封建社会有了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晚年，曹雪芹移居北京西郊。生活更加穷苦，“满径蓬蒿”，“举家食粥”。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专心致志地从事的修订。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曹雪芹幼子夭亡，他陷于过度的忧伤和悲痛，卧床不起。到了这一年的除夕（1764年2月12日），终于因贫病无医而逝世，享年约四十岁。曹雪芹“身胖，头广而色黑”。他性格傲岸，愤世嫉俗，豪放不羁。嗜酒，才气纵横，善谈吐。曹雪芹是一位诗人。他的诗，立意新奇，风格近于唐代诗人李贺。他的友人敦诚曾称赞说：“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又说：“知君诗胆昔如铁，堪与刀颖交寒光。”但他的诗仅存题敦诚两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曹雪芹又是一位画家，喜绘突兀奇峭的石头。敦敏说：“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块磊时。”可见他画石头时寄托了胸中郁积着的不平之气。曹雪芹的最大的贡献还在于的创作。
他的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艺术精湛，把中国古典创作推向最高峰，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他“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作品。据考80回以后他已写完，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流传下来。今流行本一百二十回，后四十回是由书商程伟元和官僚文人高鹗整理印行的，一般认为后四十回为高鹗所续。
身世、籍贯之谜不只他的生卒年一直存著争议，甚至连他的字、号，也不能十分确定，按照曹雪芹的好友张宜泉的说法，应该是姓曹，名沾，字梦阮。号芹溪居士。但有研究者认为他的字是芹圃，号是雪芹。他的生年，现在主要的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他生于公元1715年，另一种说法认为他生于公元1724年。他的卒年，一般有三种说法：一种认为他卒于公元1763年，一种认为他卒于公元1764年，最后一种卒于公元1765年初春。
曹雪芹的上世的籍贯，现在也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他的祖籍是河北丰润，明永乐年间迁至辽东铁岭，后来跟随清兵入关，另一种认为他的祖籍是辽阳，后迁沈阳，他的上组曹振彦原是明代驻守辽东的下级军官，大约于清太宗天命六年（公元1633年）后金攻下了辽阳时归附，后随清兵入关。
生平简表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六日未时生，雍正三年（乙巳1725）乾隆元年（丙辰1736）乾隆二年（丁巳1737）乾隆五年（庚申1740）康熙朝废太子胤礽之长子弘皙谋立朝廷，暗刺乾隆，事败。雪芹家父被牵累，再次抄没，家遂破败。雪芹贫困流落。曾任内务府笔帖式。
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初有清抄定本（未完）。
乾隆二十年（乙亥1755）续作。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1756）脂批于第七十五回前记云：“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五月初七日对清。缺中秋诗，俟雪芹。”是为当时书稿进度情况。脂砚斋实为之助撰。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友人敦诚有诗。回顾右翼宗学夜话，相劝勿作富家食客，“不如著书黄叶村”。此时雪芹当已到西山，离开敦惠伯富良家（西城石虎胡同）。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1758）友人敦敏自是夏存诗至癸未年者，多咏及雪芹。
乾隆二十四年（乙卯1759）今存“乙卯本”抄本，始有“脂砚”批语纪年。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今存“庚辰本”，皆“脂砚斋四阅评过”。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1761）重到金陵后返京，友人诗每言“秦淮旧梦人犹在”，“废官颓楼梦旧家”，皆隐指写作。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敦敏有，纪雪芹秋末来访共饮情况。脂批“壬午重阳”有“索书甚迫”之语。重阳后亦不复见批语。当有故事。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春二月末。敦敏诗邀雪芹三月初相聚（为敦诚生辰）。未至。秋日，受子痘殇，感伤成疾。脂批：“……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记之是“壬午除夕”逝世，卒年39岁。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敦诚开年挽诗：“晓风昨日拂铭旌”，“四十萧然太瘦生”，皆为史证。
在艺术风格上，曹操诗歌朴实无华、不尚藻饰.它们以感情深挚、气韵沉雄取胜。在诗歌情调上，则以慷慨悲凉为其特色。慷慨悲凉，这本来是建安文学的共同基调，不过在曹操的诗中，它表现得最为典型，最为突出。在诗歌体裁上，曹操的乐府诗并不照搬汉乐府成规，而是有所发展。如，在汉乐府中都是挽歌，他却运用旧题抒写了全新的内容。曹操开创了以乐府写时事的传统，影响深远。建安作家以及从南北朝直到唐代的许多诗人，他们拟作的大量乐府诗，都可以说是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曹操在文学上的功绩，还表现在他对建安文学（见建安七子）所起的建设性作用上，建安文学能够在长期战乱、社会残破的背景下得以勃兴，同他的重视和推动是分不开的。刘勰在论述建安文学繁荣原因时，就曾指出“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事实上，建安时期的主要作家，无不同他有密切关系。曹丕、曹植是他的儿子，“七子”及蔡琰等，也都托庇于他的荫护。可以说，“邺下文人集团”就是在他提供的物质条件基础上形成的；而他们的创作，也是在他的倡导影响下进行的。
曹操著述，据清姚振宗30卷录1卷、13卷等十余种，然多已亡佚，今存者唯。明代张溥辑散见诗、文等145篇为中。丁福保，所收作品略多于张溥辑本。1959年，中华书局据丁福保本，稍加整理补充，增入、。
短歌行（二首）其一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一说去日无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一说幽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一说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阔谈讌，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一说无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其二周西伯昌，怀此圣德。
三分天下，而有其二。
修奉贡献，臣节不隆。
崇侯谗之，是以拘系。
后见赦原，赐之斧钺，得使征伐。
为仲尼所称，达及德行，犹奉事殷，论叙其美。
齐桓之功，为霸之首。
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一匡天下，不以兵车。
正而不谲，其德传称。
孔子所叹，并称夷吾，民受其恩。
赐与庙胙，命无下拜。
小白不敢尔，天威在颜咫尺。
晋文亦霸，躬奉天王。
受赐圭瓒，秬鬯彤弓，卢弓矢千，虎贲三百人。
威服诸侯，师之所尊。
八方闻之，名亚齐桓。
河阳之会，诈称周王，是其名纷葩。
注：“讌”字或可同为“宴”字，不同版本的字不一样观沧海（作于建安十二年秋）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步出夏门行·龟虽寿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螣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苦寒行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
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
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
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
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
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
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
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
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
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
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
悲彼诗，悠悠令我哀。
薤露行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
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
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
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
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
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
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
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蒿里行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度关山天地间，人为贵。
立君牧民，为之轨则。
车辙马迹，经纬四极。
黜陟幽明，黎庶繁息。
於铄贤圣，总统邦域。
封建五爵，井田刑狱。
有燔丹书，无普赦赎。
皋陶甫侯，何有失职？
嗟哉后世，改制易律。
劳民为君，役赋其力。
舜漆食器，畔者十国，不及唐尧，采椽不斫。
世叹伯夷，欲以厉俗。
侈恶之大，俭为共德。
许由推让，岂有讼曲？
兼爱尚同，疏者为戚。
轶事典故卞氏相关曹操的正室妻子卞氏，原本是倡家，即汉代专门从事音乐歌舞的乐人家庭（后来唐代演变成娼妓的代名词，汉代只是指艺人），后来与曹操成婚，建安初年丁夫人被废，卞夫人成为曹操的正妻，曹操出征时常将丁夫人接回家住。曹丕继位后尊其为皇太后，曹睿继位后尊其为太皇太后。
卞氏出身虽差，人品极好，做人非常地低调，那个社会都很讲名份的、讲究出生地位的，而曹操更注重人品。
她生的儿子：
1：魏文帝曹丕2：武功极好的“黄须儿”曹彰3：曹植（七步诗的作者）4：萧怀王曹熊作品一览曹操对文学、书法、音乐等都有深湛的修养。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上，散文也很有特点。
曹操的诗歌，今存不足20篇，全部是乐府诗体。内容大体上可分三类。一类是关涉时事的，一类是以表述理想为主的，一类是游仙诗。
太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袁伯业名遗，袁绍从兄。）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钟嵘、等。二诗，作于建安初年。前一篇反映何进谋诛宦官事败，董卓入洛阳作乱；后一篇写关东各州郡兴兵讨卓，又各怀野心，互相杀伐，在内容上紧相承接。诗篇以简练的语言，高度概括地写出了这一段历史过程，因此被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钟惺诗中他以同情的笔调，写出了广大人民在战乱中所罹的深重苦难：“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作于建安十一年，诗篇描写冬日太行山区的酷寒、荒芜、险峻，形象生动，同时也写出了诗人内心的复杂感受。作于建安十二年征三郡乌桓时。该诗包括“艳”（前奏）及四解。“艳”着重写了诗人出征时的复杂心情。一解“观沧海”，写进军途经碣石时的观感；二解“冬十月”、三解“河朔寒”，写归途中见闻；四解“龟虽寿”，写取得了这场重要战役胜利后的思想活动。其中“观沧海”描写大海景象，“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气势磅礴，格调雄放，映衬出诗人包容宇宙、吞吐日月的阔大胸怀。“龟虽寿”以一系列生动的比喻，表达诗人对人生及事业的看法：“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是诗人贯彻终生的积极进取精神的真实表白。
以表述理想为主的诗歌有等。前两篇写诗人的政治理想。他设想的太平盛世是儒法兼采、恩威并用的贤君良臣政治。这在汉末社会大破坏的现实背景下，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的主题是求贤，以“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等诗句，来抒发求贤若渴，广纳人才，以冀成其大业的心情。
在艺术风格上，曹操诗歌朴实无华、不尚藻饰。它们以感情深挚、气韵沉雄取胜。在诗歌情调上，则以慷慨悲凉为其特色。慷慨悲凉，这本来是建安文学的共同基调，不过在曹操的诗中，它表现得最为典型，最为突出。在诗歌体裁上，曹操的乐府诗并不照搬汉乐府成规，而是有所发展。如，在汉乐府中都是挽歌，他却运用旧题抒写了全新的内容。曹操开创了以乐府写时事的传统，影响深远。建安作家以及从南北朝直到唐代的许多诗人，他们拟作的大量乐府诗，都可以说是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曹操在文学上的功绩，还表现在他对建安文学（见建安七子）所起的建设性作用上，建安文学能够在长期战乱、社会残破的背景下得以勃兴，同他的重视和推动是分不开的。刘勰在论述建安文学繁荣原因时，就曾指出“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事实上，建安时期的主要作家，无不同他有密切关系。曹丕、曹植是他的儿子，“七子”及蔡琰等，也都托庇于他的荫护。可以说，“邺下文人集团”就是在他提供的物质条件基础上形成的；而他们的创作，也是在他的倡导影响下进行的。
曹操著述，据清姚振宗30卷录1卷、13卷等十余种，然多已亡佚，今存者唯。明代张溥辑散见诗、文等145篇为中。丁福保，所收作品略多于张溥辑本。1959年，中华书局据丁福保本，稍加整理补充，增入、。
短歌行（二首）其一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一说去日无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一说幽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电视剧中的曹操（鲍国安饰）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一说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讌，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一说无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其二周西伯昌，怀此圣德。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修奉贡献，臣节不隆。崇侯谗之，是以拘系。后见赦原，赐之斧钺，得使征伐。为仲尼所称，达及德行，犹奉事殷，论叙其美。齐桓之功，为霸之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一匡天下，不以兵车。正而不谲，其德传称。孔子所叹，并称夷吾，民受其恩。赐与庙胙，命无下拜。小白不敢尔，天威在颜咫尺。晋文亦霸，躬奉天王。受赐圭瓒，秬鬯彤弓，卢弓矢千，虎贲三百人。威服诸侯，师之所尊。八方闻之，名亚齐桓。河阳之会，诈称周王，是其名纷葩。注：“讌”字或可同为“宴”字，不同版本的字不一样。
观沧海（作于建安十二年秋）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步出夏门行·龟虽寿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螣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苦寒行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诗，悠悠令我哀。
薤露行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蒿里行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帝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轶事典故装糊涂官渡之战后，曹操缴获了袁绍大量的图书、资料、文件、书信，就发现其中有自己的人写给袁绍的信，按照一般人的反应，这是通敌、背叛的证据，应该把它拿出来，一个一个按图索骥，把那些叛徒、有二心的、动摇份子都揪出来。而曹操没有。曹操发现这些一堆书信之后，看都不看，立即下令，全部烧毁，曹操做得很漂亮，当时很多人不理解，就问曹操，为什么把这么重要的证据都毁掉了，因为曹操很清楚，他是以弱胜强，老实说，自己心里都没底，何况大家呢，这勾结袁绍又不是一个二个，三个五个，可能是几十个，上百个，这都清算不过来，何必要清算呢，这个人情，曹操做得很好，曹操当着全部人的面把这些证明全部烧毁，让大家放心，跟着曹某，只要忠诚，以前的事我不知道。曹操很会装糊涂，装糊涂才能宽容人，得人心，得人心，得天下。
其他成就三国演义中将曹操描写为一个汉朝的篡逆者，其实并不公平。东汉时期，外戚宦官轮流掌权，朝野上下乌烟瘴气。步入建安年代，东汉朝廷早已无可救药。对此，司马光曾在中评论道：“建安之初，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非汉有。”董卓擅行废立，刘焉自造龙袍，淮南袁术称帝刻玺、袁绍欲私立新帝的乱世中，曹操一直保持了对朝廷的尊敬。
早在中平五年，就有人阴谋推翻汉灵帝另立新主，拉拢当时任议郎的曹操时被其拒绝；联军讨伐董卓时，与其他人观望顾虑相比，曹操身先士卒奋力进取；初平二年韩馥、袁绍等人又想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再次为曹操所拒绝，并明确提出：“诸君北面，我自西向。”你们可以去听那个北方幽州牧的，我依然忠诚于西面的汉献帝；李催等乱长安，献帝一行狼狈从他们手下逃命时，漠然无视者有，趁火打劫者有，落井下石者也有，曹操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主动迎接献帝的人；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吴魏合作击杀关羽后孙权上表劝进称臣，曹操也不听：“这小子是想把我放在火上烤啊！”这一系列的言行中虽然有曹操的慎重权谋，但客观上不能否认是对朝廷的尊重。
至于曹操诛杀董承（原为董卓女婿牛辅部下，按照三国演义看出身的标准应为“漏网之鱼”）、伏完等皇亲国戚，毕竟是他们动手于前曹操反击于后，难道能指望曹操高高兴兴地等死吗？况且，东汉的败落就是败落在外戚宦官的手里，目睹着天下如何大乱的曹操对此一清二楚。诛董承杀伏完的同时，曹操也规定了自己“后宫”的人一律不得干涉朝政，即使对亲儿子曹彰等人也是“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才高八斗的曹植为人放荡，曾私自“开司马门而出”，他的车夫立刻就被处死（曹植失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违法乱纪。曹丕或许是有贼心没贼胆，曹植则根本不把当不当贼当回事）；曹植的妻子衣服太华丽，违反了自己提倡节俭的命令后尽管是儿媳妇照样砍头。综合这些回头看曹操并不是一个汉朝的篡逆者。
曹操的军事、文学才能很少有人否认，稍微有争议的是他的政绩。他的政绩与军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回顾三国前的历史，东汉桓帝年间，中国的人口曾经达到五千多万，但到了三国时锐减到七百多万，甚至还不如四五百年前动不动就“斩首十万”的战国时代（那时还有一千多万）。杀光这么多人不可能，但饿死却不难。究其根源，无非是天灾。自东汉桓帝灵帝以来，旱灾、水灾、瘟疫、**、少数民族叛乱不断，民不聊生之余人口、户数大量减少。根据后汉书记载，汉桓帝时期，比较大的灾祸有“延熙九年春三月，司隶、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按照这个估计，仅此一年这两地就饿死了大约三四百万；汉灵帝时期，“建宁三年春正月，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光和五年二月，大疫。”，“光和六年夏，大旱”。其余小规模的天灾、少数民族叛乱或入侵，不计其数。加上爆发于公元184年的黄巾大起义和随后的军阀混战后，生产遭到了完全的破坏。这样的乱世中，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使民众丰衣足食，是刻不容缓的首要任务。
然而，汉末三国中的各个诸侯中，军事上有才能的不少，内政上有作为的不多。政治经济上的成功与失败都会自然的反映在军事上（反过来，绝不容易），大多数人因此吃尽苦头，最终受困于“米”而连证明自己是否是“巧妇”的机会都没有。恢复生产的方法，无非是开源节流，这两方面曹操做得都非常出色。屯田制的实行，实际上是以国家投资的方式保证再生产，工作效率当然高于普通的自耕农。因此这个政策收到立竿见影之效，短时间内就将地方变成“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的欣欣向荣，称其为一大创举并不过分。曹操在攻破邺城后，鉴于东汉后期沉重的人头税，改为户调制，对土地所有者（包括自耕农和地主）收田租每亩为四升，每户出绢二匹、绵二斤，“他不得擅兴发。”大力制止对农民的乱摊派行径，这可是连两千年后的毛邓江都头疼的顽疾。这一政策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得到了一致的拥护。
曹操在世时大力兴修水利设施并卓有成效，如在周瑜的家乡舒城建立的七门三堰一直到北宋宋仁宗时还能每天浇灌两万顷良田。这些三国演义中不曾提及的“鸡毛蒜皮”之厉害，可以从下面的事例中反映出来：第一，曹操在汉中打过两仗，先战胜张鲁后败于刘备，但由于北方的元气恢复他前后顺利地从汉中武都等地迁出了十三四万户人口（虽有利诱不曾威逼）。以一户人家四口人计算，这就是五十多万。想想蜀汉投降时不过二十八万户九十四万口，就能明白这对刘备是什么样的釜底抽薪！毕竟，兵民是抗战之本。第二，建安十九年五月，吕蒙提醒孙权，曹操在皖城（即庐江）一带屯田，如果坐等他们收获，无异于如虎添翼。因此东吴趁雨季来临水军来去自如之机，孙权大动干戈亲征皖城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吕蒙、甘宁全上阵后俘获太守朱光，迁（说得难听点，劫）数万百姓回吴。有统计称，孙策、孙权兄弟曾先后四次打到周瑜的故乡淮南舒城一带，但毫无例外的是劫掠而还。因此周瑜的老家出现了这样的滑稽：曹魏拼命建设大兴土木，孙吴拼命破坏杀人越货。
曹操之后的曹丕、曹睿虽然在个人生活上不够检点，但却基本上萧规曹随贯彻了这些政策。后来曹真、张郃、司马懿之所以能够屡次在祁山等地把战术上没有什么错误的诸葛亮拖垮，就是因为他们“内力深厚”有充足的物质保证。与之相对应的是，吴蜀这方面的建设乏善可陈。蜀中是因为先天条件优越，境内已经有了都江堰这样的杰作而无需画蛇添足劳民伤财，尚情有可原。东吴则完全是败笔：东吴曾两次在丹杨填建湖田，兴建浦里塘。永安三年（魏景元元年）初建，投入的人力物力不可胜数，却因为未能在枯水时施工，导致风急lang高而淹没墩基，结果是“士卒死亡，或自贼杀，百姓大怨之。”第二次重建，仍然失败。难怪后世不得不在江南广开运河及兴建水库。江南虽然号称鱼米之乡，三国时的农业水准却相当低下，连牛耕等北方早已是常识的东西都未能普及，又没有水库潭池等可供水灌溉的水利建设，其生产效率可想而知。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有百万雄兵也得饿肚子，又怎么能争霸天下？
如果说曹魏给后人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那么蜀汉是保本，东吴则是一屁股债。开源同时，曹操也非常注意节流，并以身作则。史书中称曹操“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简单地说，衣服没有花里胡哨，鞋子不曾雕花绣彩，帷帐屏风落满补丁，床榻被褥“败絮其中”。在曹操的大力纠正下，东汉以来的奢华之风为之一扭，天下的人都以廉洁勤俭自律。即使是高官显贵也不敢过度铺张，甚至出现了有人故意穿破旧衣服取悦曹操的咄咄怪事。建安十四年，曹操反过来不得不下令来纠正这一奇怪的不正之风。曹操的遗嘱，也体现了自己的一贯俭朴的风格：“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相比之下，刘备、孙权的晚年则是昏聩糊涂。记载：“刘备称汉中王，于是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他的这些所作所为，后来成了陈群劝谏曹睿弃奢华罢宫室的反面教材：“昔刘备自成都至白水，多作传舍，兴费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后来的夷陵之战中刘备的表现，就更惨不忍睹了。孙权的“老糊涂”就更多了，甚至不老的时候都有些糊涂，以至于张昭以纣王的“酒池肉林”加以讥讽。后来孙权在太子废立上的胡来更是把群臣弄得四分五裂无所适从，已经成了笑柄了。
诚然，曹操并不是个完人。他在徐州的屠城等都是应该受谴责的。但综合看他的成功决不是偶然，无愧于陈寿“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的评论。
后人评论如今人们有许多时尚的观念，像“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云云。在这些理论的引导下，天下事原没有对错之分，只要符合自己的利益就行。所以曹操为了自己的利益，做什么都不算错，能够取得成功就是英雄。
曹操的历史功绩，现在看来，应该是在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时，扫平北方军阀，统一中国北方，恢复发展生产，使北方人民安居乐业，过上太平生活。这些功绩，表现出曹操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另外，他博学多才，其诗歌至今流传，又表现出卓越的文学才能。这些功绩和才能聚于曹操一身，自然显现出男子汉大丈夫的非凡魅力，有人因此而喜欢他崇拜他，也算是有道理的。
曹操对于汉王朝，也是有些贡献的。早年，他是“治世之能臣”，不畏豪强，执法严明，将他的辖区治理得井井有条；领兵打黄巾，虽然有镇压农民起义之嫌，毕竟也是对汉王朝有保全之功；兴兵讨董卓，虽然没有成功，但也是堂堂正义之师。后来迎献帝，迁都许昌，恢复礼乐，使奄奄一息的汉王朝又多活了许多年，这也是有贡献的。曹操因此得意地自比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如果曹操真的肯做周文王、周公，做伊尹、霍光，那在历史上他就可以称是一个完人了。但是不然，曹操至所以肯留着汉献帝，不是拿他当君王，只是为了“挟天子而令诸侯”，只是为了握一张王牌，方便其发号施令。一旦羽翼丰满，根基稳固，就要取而代之。中，建安年间曹操每一次升官，范晔都写为“曹操自为……”表面上仍是献帝封的，但曹操想当什么，献帝就得封什么。“三公制”搞腻了，就改为“丞相制”，直到后来封魏公加九锡，最后进封魏王。
对忠于汉朝的官员，有名望的官员，曹操陆续实施排挤、罢免、屠杀。而那些试图对抗曹操扶保汉室的官员贵族，曹操更是杀得有理，甚至牵连上皇后皇子。
曹瞒传曰：公遣华歆勒兵入宫收后，后闭户匿壁中。歆坏户发壁，牵后出。帝时与御史大夫郗虑坐，后被发徒跣过，执帝手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时也。”帝谓虑曰：“郗公，天下宁有是邪！”遂将后杀之，完及宗族死者数百人。曹操有政治、军事、文学诸方面的才能，在东汉末年群雄争斗时颇多建树，统一中国北方的大部分领土，也是有历史功绩的。所以现在很多人喜欢曹操，崇拜曹操，乃至觉得戏台上给曹操勾大白脸不公平，白脸一度被改成了粉脸。
中曹操的恶行自然不少，但演义作者是“尊刘”的，难免有不少过份的加工。中的曹操，因作者陈寿是晋时人，晋承魏祚，难免要多说一些魏的合理性，所以给曹操的好话也不少。这两天我正好读，这是南北朝人写的，感情因素自然要少一些，在中，我发现曹操的劣迹不少，给他勾白脸，着实不算冤枉。且抄几段书来看：
建安元年辛亥，镇东将军曹操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曹操杀侍中台崇、尚书冯硕等。九月，太尉杨彪、司空张喜罢。冬十一月丙戌，曹操自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百官总己以听。
五年春正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越骑校尉种辑受密诏诛曹操，事泄。壬午，曹操杀董承等，夷三族。
夏六月，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癸巳，曹操自为丞相。壬子，曹操杀太中大夫孔融，夷其族。
九月庚戌，立皇子熙为济阴王，懿为山阳王，□为济北王，敦为东海王。[一]注[一]山阳公载记曰：“时许靖在巴郡，闻立诸王，曰：‘将欲歙之，必姑张之；将欲夺之，必姑与之。其孟德之谓乎！’”
夏五月丙申，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
十一月丁卯，曹操杀皇后伏氏，灭其族及二皇子。
二十一年夏四月甲午，曹操自进号魏王。
是岁，曹操杀琅邪王熙，国除。[一]注[一]坐谋欲渡江，被诛。
二十三年春正月甲子，少府耿纪、丞相司直韦晃起兵诛曹操，不克，夷三族。[一]注[一]三辅决录[注]曰：“时有京兆全祎，字德伟，自以代为汉臣，乃发愤，与耿纪、韦晃欲挟天子以攻魏，南援刘备。事败，夷三族。”
个人认为曹操生性多疑用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来概括，首先人格方面就存在问题。如果人有好坏之分，理所应当的曹孟德是属于坏的行列。
公论：（1）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
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
首先，操善于驭将；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东击孙权，退军时，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及护军薛悌镇守合肥。次年，操于出军西击张鲁前，派人给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写明：“贼至乃发”。不久，孙权亲自率领大军十万来攻合肥，薛悌等开函看教，乃是：“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这时合肥守军总共才七千余人。敌众我寡，如果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疑惑。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闻言，当即表示赞同。于是辽、典当夜招募敢从之士八百人，杀牛犒飨。次日天亮，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己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呼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兵少，聚众围辽数重。辽一再突围，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权军经此一战，锐气顿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军退。大众既去，权和数将尚留逍遥津北。张辽从高望见，即率步骑前来捉权，极将甘宁、吕蒙、凌统等竭死格斗，权始乘骏马逃去，几被活捉。史家对操教令，颇为赞扬，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孙盛认为操之本意是勇怯调配，“参以同异”。我以为：张辽作战固极勇锐，乐进也以“骁果”显名，常先登陷阵，“奋强突围，无坚不陷”。如果把乐进说成是“怯”者或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孙权来时必自恃人马众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骄忽轻敌。正可乘此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即如张辽所说“及其未合，折其盛气”，如此而已。盖兵贵神速，掩其不备，操之知将料敌，固极高明。
由于孙权经常进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带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兖州刺史裴潜等作好行军准备。因这时合肥方面并无军事气氛，故裴潜等动作不速。扬州刺史温恢暗自对裴潜说：“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责矣！”于是裴潜赶紧作好快速行军准备。果然不久接到快速进军的命令。接着张辽等也收到诏书。说明操对诸将约束甚严，不容有忽慢诏令和动作迟缓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将，对之要求也很严格，但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甚至连孙权都说操之“御将，自古少有”。证明操是善于御将的。
曹操还富有韬略、足智多谋，在战略、战术方面，常能应付裕如。操在战斗时，常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变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对于毒农民军、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争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方法，谲敌致胜，转弱为强。在战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属智慧，择善而从，少有失误。例如当操与吕布争夺兖州，相持不下时，徐州牧陶谦病死，操欲乘机袭取徐州，然后再击吕布。荀彧劝阻之。操乃改变主意，以全力击败吕布，平定了兖州。接着徐州也归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战后下一年，操因粮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刘表。荀彧说：“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操从之，终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战略决策方面屡次纠正操的疑误想法，因而对操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他谋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样功勋，为操所称誉。足证操对战略部署极为重视，事先都与群僚仔细商讨。他能采纳别人的正确策略，说明他的判断力是很强的。
当操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操又对别人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敌致胜，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发挥臣下的智慧和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所谓使“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
无论曹操在战略、战术上做得怎样出色，如果其军队没有较强的战斗力还是不行的。吕布的军队号称勇悍；袁绍的军队人数最多，经过多次较量之后，都为操所败，说明操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操军战斗力之所以强，乃由于操一贯采取精兵、简政、重视粮食生产及运输等措施。操曾说：“孤所以能常以少兵胜敌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操自言当官渡会战时，袁绍有铠甲一万领，他只有二十领；袁绍有马铠三百具，他连十具都不到。操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操治军带兵，比较重视纪律，赏罚比较严明，结果打败了袁军。一次在行军途中，操传令不得让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于是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了麦子。可是操自己所骑的马却因吃惊而踏了麦田。于是操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做为处罚，这虽只是做做样子，但也可说明操在军中持法是比较认真的。操起兵初期，打过不少败仗，但军队始终没有溃散，就是因操治军严整，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也能较好地配合和支持军事。所以终能转危为安、变弱为强。其他军阀如袁绍则“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吕布则“勇而无计”、“轻狡反复”；刘表则“不习军事”、只“保境自守”；袁术则“奢yin放肆”、“无纤介之善”。所以操终能将他们各个击破。
由此，我们说曹操可以称得上古代卓越的军事家。
（3）曹操的为人和作风。
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看法纷纭错杂，毁誉不一。毁者把他说成白脸的奸臣、专门玩弄权术、“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极端利己者：誉者则目之为命世英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有关史书记载，既善恶错出，真假难辨。我们如果片面地依据某些记述，断章取义，纵然再多发表评论文章，亦无济于事。评论历史人物，应当从有关的可靠记述中归纳出居于主流的东西（如德、才、功、过、善、恶、作用、影响等），从而得出确切的结论。不仅要把这一人物与他同时的人相比较，也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同一类型的人相比较，这样便不难估计其在各方面的价值，以确定其历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与奸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分析，曹魏政权是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汉朝还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夺呢？曹操确实是玩弄了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这样做，还是为汉朝延长了二十余年的名义上的国柞。假若操是奸臣的话，那末，二袁、刘表、刘备、孙权……谁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个能维护汉政权的忠臣来，还能说操是奸臣吗？
至于曹操对人是否奸诈？专门倾人利己呢？传说中曹操所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是否真实呢？据：
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字刃击杀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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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根据的说法，操杀人系于被劫之后，这种杀人，不能说是负人，而只是惩罚歹徒的行为。所说操夜杀人，乃是怕别人杀害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这还可以说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行为。但操过后，还是很快就感到凄怆伤怀，说明这次杀人是属于误会，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负人之事。而且，“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语，只见于此书，其他二书均未道及。可知这话是不可靠的。从当时实际情况论，操恐惧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轻易做杀人惹祸之事。他当时如畏人图己，就应趁人无备时逃走，何必杀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书所记大相径庭，陈寿既不采用，裴注虽引出，但未置评，仅备遗闻。所以我们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与其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远不如从操许多比较确凿的行事中寻找答案。比如：陈宫，原来是拥戴操为竞州牧的有功大员，操“待之如赤子”。但后来陈宫趁操东征徐州牧陶谦之际，叛操而迎吕布为兖州牧，使操几遭灭顶之灾。后来陈宫与吕布一起被操禽获，“宫请就刑，操为之泣涕”，颇有故人依恋之情。宫死后，“操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抚视其家，皆厚于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见操对死者的嘱托，并无背负之事。王粲的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操闻叹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操以金璧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之事更为人所熟知。操还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可知他是怕负人的，似不可能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吕思勉谓：“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这种，是符合事实的。那些述说操诈骗倾人的传闻、轶事，多非历史的真实。但这种从何而来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吕布与操作战时，曾告诫部属：“曹操多谲”。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时的“多谲”，扩大到其为人和作风上；其次，陈寿说操“少机警，有权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权术，赵翼言操用人系以权术相驭。操在用人上，确实有用权术的地方，但说他用人全靠权术，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脑有几个不用权术的？有几个没有滥杀过人？袁绍早就让操杀杨彪、孔融、梁绍。就以孔融为例，他何尝不随意杀人！当他任北海相时，仅因“租赋少稽”，就一朝杀五部督邮。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邻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劝他“自托强国”，仅因这个建议，就被孔融杀害。至于历代开国帝王，因铲除异己，而滥杀错杀的更史不绝书，如果只责操谲诈负人，是不公允的。
操的污点，首先是他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关于此事，前面已多处提及，不再详述。其次是他有过屠杀徐州人民的罪行，此事前面也说过。关于操攻徐州牧陶谦的原因，各书说法不一。即使操父真为陶谦所杀，操也不该大量屠杀无辜人民。陈寿于中叙述曹操之事，从不做过分的贬抑，对操攻徐州的暴行，所述亦较他书为简，然亦不能不承认：“所过多所残戮”。操还曾有“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操及其手下诸将常有“屠城”之事，这是不应宽恕的。其他如当操攻围吕布于下邳时，关羽屡向操求取布将秦宜禄之妻杜氏，操“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在此事稍前，操在宛收降张绣时，亦曾纳张绣的从叔母，以致引起张绣的叛变。诸如此类的事，在当时虽算不上什么很坏，但总是欠缺的。陈寿在评论曹操时，极称赞其谋略、权变、法术和用人、创业的功绩，从无一语赞及他的品德。陈寿论到刘备时，认为备“机权于略，不逮魏武”。可是极力称颂刘备的“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说明陈寿是善于抓住曹、刘在德才上各自特色的。
许多人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家，我很同意。有些人还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政治家，我觉得有点偏高。因为曹操有过滥杀无辜人民的暴行。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应当不这样。另外，在个人品德作风上，曹操也有些欠缺，不足为后世法。既然称作历史上的政治家，就应当对后世能起榜样作用，曹操在这方面还不够规格。
曹雪芹曹雪芹（约1724～约1764），清代家。满族正白旗包衣，名沾（zhān），字梦阮，号雪芹、芹圃、芹溪。清代家。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六日未时生于江宁（今江苏南京），祖籍辽阳（后迁沈阳）。著有。
据考，曹雪芹于就诞生在位于南京的江宁织造府内。江宁织造府，位于如今南京的市中心大行宫地区，清朝康熙皇帝6次下江南，有4次就住在江宁织造府内。这里的地名大行宫的称呼即由于康熙和乾隆两个皇帝在此住过而得名。
明朝天启元年（1618年），努尔哈赤统兵攻明，攻占沈阳、辽阳，曹宜的先祖被满军所虏，归依八旗正白旗“包衣”，先祖曹世远、高祖曹振彦本为汉族，沦为多尔衮的家奴。曹振彦颇受多尔衮赏识，封为佐领，曾参与平定姜瓖起义。入关后，改任文官，历任山西吉州知州、大同府知府、两浙都转运盐使等三品官职。
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任江宁织造。曾祖母孙氏做过康熙帝玄烨的保母。祖父曹寅做过玄烨的伴读和御前侍卫，后任江宁织造，兼任两淮巡盐监察御使，极受玄烨宠信。玄烨六下江南，其中四次由曹寅负责接驾，并住在曹家。
另据周汝昌记录：故宫博物院所藏康熙年间曹家的一份密折中记载，曹雪芹之父曹頫（fu）实为曹寅之弟曹宣之子——由于曹寅及其孤子曹颙相继离世，康熙帝欲让曹家仍掌江宁织造之职，故令曹宣之子曹頫过继到曹寅一支，支撑门户并任江宁织造。如此说来，曹雪芹实为曹宣之孙，而非曹寅之孙。
曹寅病故，其子曹颙、继子曹頫（即曹寅之弟曹宣第四子）先后继任江宁织造。他们祖孙三代四人担任此职达58年之久。曹雪芹自幼就是在这“秦淮风月”之地的“繁华”生活中长大的。雍正初年，由于曹振彦的亲孙子曹宜使坏，加之受朝廷内部政治斗争的牵连，曹家遭受一系列打击。曹頫以“行为不端”、“骚扰驿站”和“亏空”罪名革职，家产抄没。这时，曹雪芹随着全家进京，住在蒜市口；曹頫下狱治罪，“枷号”一年有余。其家族在乾隆时代曾经复兴过一时。后来曹雪芹在右翼宗学里结识了敦诚、敦敏，并与他们成为亲密朋友。康熙朝废太子胤礽之长子弘皙谋立朝廷，暗刺乾隆，事败。曹家被牵累，再次抄没，曹家从此一蹶不振，日渐衰微。经历了生活中的重大转折，曹雪芹深感世态炎凉，对封建社会有了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晚年，曹雪芹移居北京西郊。生活更加穷苦，“满径蓬蒿”，“举家食粥”。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专心致志地从事的修订。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曹雪芹幼子夭亡，他陷于过度的忧伤和悲痛，卧床不起。到了这一年的除夕（1764年2月12日），终于因贫病无医而逝世，享年约四十岁。曹雪芹“身胖，头广而色黑”。他性格傲岸，愤世嫉俗，豪放不羁。嗜酒，才气纵横，善谈吐。曹雪芹是一位诗人。他的诗，立意新奇，风格近于唐代诗人李贺。他的友人敦诚曾称赞说：“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又说：“知君诗胆昔如铁，堪与刀颖交寒光。”但他的诗仅存题敦诚两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曹雪芹又是一位画家，喜绘突兀奇峭的石头。敦敏说：“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块磊时。”可见他画石头时寄托了胸中郁积着的不平之气。曹雪芹的最大的贡献还在于的创作。
他的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艺术精湛，把中国古典创作推向最高峰，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他“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作品。据考80回以后他已写完，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流传下来。今流行本一百二十回，后四十回是由书商程伟元和官僚文人高鹗整理印行的，一般认为后四十回为高鹗所续。
身世、籍贯之谜不只他的生卒年一直存著争议，甚至连他的字、号，也不能十分确定，按照曹雪芹的好友张宜泉的说法，应该是姓曹，名沾，字梦阮。号芹溪居士。但有研究者认为他的字是芹圃，号是雪芹。他的生年，现在主要的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他生于公元1715年，另一种说法认为他生于公元1724年。他的卒年，一般有三种说法：一种认为他卒于公元1763年，一种认为他卒于公元1764年，最后一种卒于公元1765年初春。
曹雪芹的上世的籍贯，现在也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他的祖籍是河北丰润，明永乐年间迁至辽东铁岭，后来跟随清兵入关，另一种认为他的祖籍是辽阳，后迁沈阳，他的上组曹振彦原是明代驻守辽东的下级军官，大约于清太宗天命六年（公元1633年）后金攻下了辽阳时归附，后随清兵入关。
生平简表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六日未时生，雍正三年（乙巳1725）乾隆元年（丙辰1736）乾隆二年（丁巳1737）乾隆五年（庚申1740）康熙朝废太子胤礽之长子弘皙谋立朝廷，暗刺乾隆，事败。雪芹家父被牵累，再次抄没，家遂破败。雪芹贫困流落。曾任内务府笔帖式。
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初有清抄定本（未完）。
乾隆二十年（乙亥1755）续作。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1756）脂批于第七十五回前记云：“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五月初七日对清。缺中秋诗，俟雪芹。”是为当时书稿进度情况。脂砚斋实为之助撰。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友人敦诚有诗。回顾右翼宗学夜话，相劝勿作富家食客，“不如著书黄叶村”。此时雪芹当已到西山，离开敦惠伯富良家（西城石虎胡同）。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1758）友人敦敏自是夏存诗至癸未年者，多咏及雪芹。
乾隆二十四年（乙卯1759）今存“乙卯本”抄本，始有“脂砚”批语纪年。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今存“庚辰本”，皆“脂砚斋四阅评过”。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1761）重到金陵后返京，友人诗每言“秦淮旧梦人犹在”，“废官颓楼梦旧家”，皆隐指写作。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敦敏有，纪雪芹秋末来访共饮情况。脂批“壬午重阳”有“索书甚迫”之语。重阳后亦不复见批语。当有故事。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春二月末。敦敏诗邀雪芹三月初相聚（为敦诚生辰）。未至。秋日，受子痘殇，感伤成疾。脂批：“……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记之是“壬午除夕”逝世，卒年39岁。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敦诚开年挽诗：“晓风昨日拂铭旌”，“四十萧然太瘦生”，皆为史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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