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热烈地讴歌希望的人，这样快就逼入“刹那主义”的精神死角。
随着内心“鬼气”的再度上升，鲁迅那种挑剔人，不信任人的脾气，也又一次膨胀起来，你看他劝人储钱的理由为庵，因以为号。史记称之为“河上丈人”。精研老子学，就是“人与人的相挤这么凶”。在北京时，他这脾气已经很大，但他似乎很少怀疑亲近的朋友，也尽量克制自己，不向熟识的青年人发火。可到厦门以后，他在这方面的克制力越来越弱。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他对许广平说“即如伏园所办的副刊，我一定就也是被用的器县之一，”“前口因莽原社来信说无人投稿，我写信叫停刊，现在回信说不停，因为投稿又有了好儿篇。现在从许多事情观察起来，觉他们之于我，大抵是可以使役时便竭力使役，可以诘责时便竭力桔责，可以攻击时自然是竭力攻击”20这里说的几个人，都是他非常亲近的年轻朋友，他却用这样重的话指责他们，他对人的怀疑已经是扩大到几乎所有人了。因此，他有时难免会产生“天下无一个好人”的感觉“我其实还敢站在前线上，但发见当面称为同道的暗中将我当傀儡或从背后枪击我，却比被敌人所伤重其悲哀。长虹和素园的闹架还没有完，听说小峰也并不能将约定的钱照数给家里，而家用却没有不足”21从莽原社和未名社的青年朋友，到关系密切的书局老板，甚至到北平家中的母亲和朱安，他全用挑剔的眼光望过去。那一顶“暗中将我当傀儡的罪名，又何其宽泛，他的青年朋友当中，恐怕也没有谁能够逃脱了。对亲近者尚且如此、对较生疏者就更不用说。一位旧日的学生去拜访他，正遇他下课归来，面有倦容，便关切地建议他不妨搬一张椅子，坐着上课，不料他脸一沉“你说坐着讲课好，那么搬张小床去讲，不是更适意吗”22简直是动辄发怒了。
迁居上海以后，他这脾气更发展了。以前多半还是对许广平私下发牢骚，现在却经常形诸辞色。林语堂是他极熟的朋友，他到上海的当天和第二天，林语堂都来探访陪伴。可有一次郁达夫请吃饭，席间为了几句活，他就勃然变色，与林语堂大吵起来，十多年的友情，从此变质。钱玄同更是他的老朋友了，可因为说过“人一过四十，便该枪毙”之类的话，引起他的不快，他一九二九年到北京，遇到钱玄同，竞拉下脸来，不和他说话，一对老朋友，从此也绝了交。与老朋友交往都如此严峻，他那“脾气大”的名声在上海就更大了。也在这一年秋天。他在家里招待一位东京留学时的老朋友，正巧两位年轻朋友章廷谦和柔石也在场。谈笑之间，那老朋友笑指鲁迅“咳，你这个呆虫”，竟将章、柔二人吓了一大跳，他们面面相觑，生怕鲁迅受不了这个戏谑，会和那老朋友翻脸。23你想想，他那神经过敏，容易发脾气的毛病，已经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他在文字上，也不再掩饰对别人的恶意的湍测，一九二九年写有关语丝的回忆，就直截了当指责孙伏园当初办语丝，是拿他当“炸药”。24他甚至也不再掩饰对母亲的不满。他到北京省母，去的时候自然是满怀孝心，可住不几天，他就写信向许广平发牢骚；返回上海之后，更对朋友说，他原想在北京家里多住几天，“后来一看，那边，家里是别有世界，我之在不在毫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早走了。”25他以文字对朋友明确表示对母亲的不满，这是第一次。他当然知道自己有那样的名声，曾写信对人说“我总觉得我也许有病，神经过敏，所以凡看一件事，虽然对方说是全都打开了，而我往往还以为必有什么东西在手中或袖子里藏着。但又往往不幸而中，岂不哀哉”。26似乎是承认自己有病，却又说“往往不幸而中”，其实还是替自已辩护，并不真以为是神经过敏。像他这样的病态心理乡就是自己真想克服，也未必能够转变，他现在还不自觉，那就只能是愈益发展了。”
不用说，他这病态心理的阴影也自然会罩住景云里的那幢小楼。最初的兴奋和欢乐过去之后，他很快就会觉察到家庭生活的另外一面。一九二八年四月，一位青年朋友问他是否应该结婚，他回信说“据我个人的意见，则似为禁欲，是不行的，中世纪之修道士，皆是前车。但染病指与妓女交往而染上梅毒之类是万不可的。于是归根结蒂，只好结婚。结婚之后，也有大苦，有大累，怨天尤人，往往不免。但两害相权，我以为结婚较小。”27虽然是劝人结婚，但语词之间，你看不到一丝对爱情和婚姻的浪漫热情。两年以后他又说“爱与结婚，确亦天下大事，由此而定，”但爱与结婚，则又有他种大事，由此开端，此种大事，则为结婚之前，所未尝想到或遇见者，然此亦人生所必经倘要结婚，无可如何者也。”28他甚至断言，一个人结婚以后，“理想与现实，一定要冲突。29鲁迅是很认真的人，别人郑重地来问他，他一定也是郑重地去回答他明说是根据自己个人的意见，那他说的这些话，就多少是含有他亲身的体验。这些话当然都不错，两个相爱的人结婚，本来只是他们互相适应的漫长历程的，像鲁迅和许广平这样个性特别的人，互相适应的困难就尤其比一般人大，同居生活中远非罗曼蒂克的那一面，自然会逐渐显露出来。何况家庭并非一只密封的铁罐子，他们的恋爱同居，至少在鲁迅这一面，从一开始就不是他们而人间的事情，而是他向自己整个命运的一次夺路而逃式的抗争，他在家庭之外的种种遭遇，更必然会强有力地影响他们两人单浊相对时的心绪和气氛，他会将爱情和婚姻描述得这样透彻，应该说也很自然。但是，看看他说这些话的时间，离他们正式同居才半年多，我仍然觉得，他这透彻的认识是来得太快了。谁能想到，他在杭州度“蜜月”，快活得像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心底竟已经存着这样一份透彻的认识与许广平同居，当然是给了他很大的慰藉，从身心两方面都增强了他对抗社会的力量，但同时，这恐怕也使他更深切地体验到了人性的复杂，人生的难于两全，而禁不住与那久久缠绕他的虚无情感，又添加一份深刻的共鸣。
他这样常常以恶意来揣测别人，是否就不再上当了呢并不，他依旧免不了上当。与那位要作他“义子”的廖立峨的交往，自然是不用说了。一九二八年，一位自称姓黄的青年向他求诗不测之谓神。”韩康伯注“神也者，变化之妙极万物而为言，，他认真写了四句寄去“禹域多飞将，蜗庐腾逸民。夜邀潭底影，玄酒颂皇仁。”不料过了一段时间，却见一份官方色彩的杂志上登出这首诗，而且是用手迹制成封面，这才知道受了骗，就说明他还是缺乏警戒心。因此，看到他在二十年代晚期心绪如此恶劣，与熟人朋友动辄翻脸，对应该怀疑的人却每每丧失警惕，我就特别感到悲哀。他这多疑和易怒并不是表示他的为人之道的转变，而是证实了他对自己立身之道的惶惑的深广，他的精神危机的深重。倘说他与许广平同车离京南下，是开始了对内心“鬼气”的又一轮反抗，是从那精神“待死堂”的第二次逃离，那到这个时候，这反抗和逃离全都失败了，自从回国以来，那“鬼气”还从没有像现在这样重压过他。
注释
1鲁迅答有恒先生，而已集，四十页。
2鲁迅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日致李霁野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三十七页。
3鲁迅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致邵文榕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七十五页。
4山上正义谈鲁迅，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二百九十六页。
5鲁迅小杂感而已集，九十六页。
6同1。
7鲁迅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一百八十七页。
8同1。
9鲁迅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五日致李霁野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三十二页。
10鲁迅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致李秉中信鲁迅书信集上，六十一页。
11鲁迅小引，朝花夕拾，一页。
12同5。
13本段中所引文字，分别出自这几次演讲的两个记录下来的讲稿，即关于知识阶级集外集拾遗，二百三十六至二百四十四页和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集外集，一百零一页至一百零八页。另两次演讲的讲稿未能保留下来，但据当时的听众的回忆，内容大致与这两个讲稿相同。
14鲁迅在钟楼上，三闲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二十九页。
15鲁迅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三闲集，一百零五页。
16鲁迅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六日致章廷谦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四十九页。
17鲁迅一九二七年七月七日致章廷谦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四十七页。
18许广平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二日致鲁迅信，两地书，二百六十四页；并研究，二百十四页。
19郑奠片断的回忆，见沈尹默等著回忆伟大的鲁迅，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六页。
20鲁迅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一百六十一页，并研究，九十七页。
21鲁迅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一百六十四页并研究，一百零一页。
22倪文宙深情怀念鲁迅师，见绍兴鲁迅纪念馆编印乡友忆鲁迅，一九八六年版，一百十九页。
23川岛章廷谦一件小事，见回忆伟大的鲁迅，三十八页。
24鲁迅我和的始终，三闲集，一百三十页。
25鲁迅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五日致章廷谦信，鲁迅书信集上，二百二十三页。
26鲁迅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五日致章廷谦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九十六页。
27鲁迅一九二八年四月九日致李秉中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八十七页。
28鲁迅一九三0年五月三日致李秉中信，鲁迅书信集上，二百五十五页。
29鲁迅一九三0年九月三日致李秉中信，鲁迅书信集上，二百五十八页。
第十五章 一脚踩进了漩涡
鲁迅怎么办他自己说“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1这话说得很实在。墨翟和阮籍，都是走了回头路，鲁迅内心的“鬼气”，也正是要拉他往回走。退回十年前那绍兴会馆式的生活。索性回到家中，关上窗户，背对社会上的喧嚣，自己选一样合意的事情，坐下来静静地做在整个二十年代末期，这样的生活一直诱惑着他，直到一九二九年六月，他还在犹豫，是否该“暂且静静，做一部冷静的专门的书。”2但是，他其实并不能退回去。十年前他形同单身，现在身边却有了许广平，这位倔强的姑娘所以会追随左右，可不只是出于一般的男女爱情，她首先是敬服他对黑暗社会的决绝态度，才接着生出了爱慕之情。也就是说，他们的相爱建立在鲁迅作为一个启蒙先驱的基础之上，景云里二十三号的新家庭，首先就不允许他将它当成北京的绍兴会馆。何况鲁迅自己也不愿意退回去，这等于承认自己失败，承认这些年来的挣扎都毫无意义，像他这样性格的人，怎么能甘心呢扒只要有一线机会，他就不愿意走回头路。
既不愿转身，那就只有如他自己所说的，先坐下来歇一会，再抬脚跨步，“姑且走走”。事实上，他因答有恒的那封信的最后一段，已经说出了“姑且走走”的大致方向“我觉得我也许从此不再有什么话要说。恐怖一去，来的是什么呢我还不得而知，恐怕不见得是好东西罢。但我曳在救助我自己，还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却。一面挣扎着，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这真是非常精确的预言，他生命的最后九年间的大致的生活状况、几乎全包括在这段话中。其实是没有什么话可说，却仍挣扎着要在纸上写一点东西，这还是他在三十年代的基本姿态；他赖以维持这姿态的两支最顺手的拐杖，也正是那个“麻痹”和“忘却”。
所谓“麻痹”，就是将注意力转开，不去想那些没有答案的大苦恼，只考虑日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