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放弃了求学，分配到了大兴安岭阿木尔林业局学校担任教师，省吃俭用供顾光耀读书。
顾光耀没有辜负卢掊英的苦心，拿到了硕士研究生的学位。顾光耀为了表达对妻子的思念，写下一本充满深情的书《北国红豆》，卢掊英做了加工和增补。卢培英是学文科的，多年来曾一直在国家和省一、二级刊物发表作品。经卢培英对作品的润色，该书不但出版了，而且还拍成了电影，遗憾的是在大兴安岭首映时，二人已经双双离开了人世。
顾光耀是学经济学的，当时正值改革开发初期。据说当时能达到他这种学历的仅有四十几人。顾光耀比较擅长动心机，为了达到出国深造的机会，百般讨好，竟然隐瞒了已婚历史，和教授的女儿处起了对象。这样，仅两个出国名额，顾光耀就得到了其中一个。在近两年来，他曾多次通过书信与卢培英提出离婚，卢培英不同意。后来，卢培英提出，如果离婚也行，但必须以夫妻名义把她调回卢的家乡上海，或北京也行。顾光耀怕已婚的事败露，没有答应卢的要求。1984年在出国前，他借到四平开学术交流会的机会，提前一天离校偷偷回到加格达奇，把卢培英约到了北山公园。在没有达成离婚协议的前提下，顾用克丝钳子连击卢头部数下，致卢死亡。卢死后，顾制造了一个先j后杀、图财害命的现场，将卢的头卸下来，衣服扒光，生殖器割下挂在树上，值钱的财物转移走并埋掉。应该说，顾光耀是当代典型的陈世美。开庭时，尽管北师大的师生来保他，但妇联仅以碎尸一个情节相控，致使顾光耀再生的可能性为零。在卢培英被害一周年的时候，顾光耀走上了刑场。
顾光耀执行死刑的那天清晨，我站在铁路货场的围墙上，我对顾点了点头，顾光耀对着我苦笑了一下，也点了点头。没想到今天，我却坐在了他临刑前的铺头上。
田忠说：“顾光耀枪毙，闫伟进来了，相差一年，闫伟枪毙了，年后，你又因为媳妇进来了。”“听你的意思，下一个枪毙的应该就是我了？”我接过话问。田忠说：“没那个意思，你多想了，就是你对象死了，你也没死罪。我是说，这号里进来的都和媳妇有关，有点儿邪！”
中午开饭的时候，每人一个窝头、半盆菜汤，汤里有几块土豆块。我喝了几口汤，窝头我一口没动。嗓子感觉疼得厉害，上牙床子全是水泡，一点儿食欲也没有。田忠说：“不吃留着，什么时候饿了再吃，剩下的明天泡糊糊粥喝。
号里人说，晚上还是窝头和菜汤，只有星期六、星期日两顿饭，一顿一个白面馒头
第三天，家里给我送来了被、褥。号里人分析说：“可能没事了。”我问：“为什么这么说？”田忠说：“你家里连换洗衣服一件都没给你拿，只是让你暂时维持一下。”后来，我也体会到，在号里的人由于了解外面的事儿很少，往往通过家里送东西来判断。譬如说，下起诉了，意味着要判刑了，能不能判缓刑出去，判管制或拘役，通过看守员先告诉家里给换套行李，多送点日用品，意思是准备让我上劳改队了。家里明白的，没给送，让看守员转告说：“你家里没给拿，让你对付几天吧。”这意味着家里做的努力已经有了结果。
下午，看守员让我在打饭口往“刑事拘留证”上签名。田忠问我：你签的是什么票子？”我说：“是拘留票子。”田忠特意又问一句：“是‘刑事拘留证’还是‘行政拘留证’？”我说：“是刑事。”没有涉足法律的人不了解两证的区别。行政拘留是一般的治安处罚拘留，而刑事拘留意味着面临逮捕、判刑，号里有句俗话叫做“十捕九判”，就是有十人逮捕，最少九个人必判刑，一个不判刑的，须经过检察院做出不起诉的决定。也是说，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或依法免除处罚情节的案件。按号里人的经验告诉我，几天后签逮捕票子时。让我签名的时候留意：是以过失伤害罪逮捕，还是以过失杀人罪逮捕的。因为办案人不一定告诉你真相，怕你一时想不开，出问题。
果然，没几天，公安局预审科让我签逮捕证，认定的罪名是过失杀人罪。田忠说：“人已必死无疑，另外，按常规法律程序，检察院批捕科针对案件是否应当逮捕，在逮捕前应提一次审，而检察院没走这个程序，说明人已死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提不提审没有什么出入。
为了进一步印证丽杰是否死亡，我通过看守所转告我的家人，给我送换洗衣服。
次日，看守员送来的是一套崭新的中山装、一套新毛衣、毛裤，甚至内衣、内裤都是新的。显然，这是结婚的物品，证明丽杰她去了！
我的泪水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情处。我小的时候，爱打仗，常惹祸。我的家教很严，父亲每次把我吊起来、捆起来打，放下来时都不会走路了，但我从不流泪。二十年了，自打丽杰被枪致死的那天晚上至今，我的感情却那么的脆弱，泪水几乎达到失控的程度。我从小到大，宁可别人欠我的，我不愿意欠别人的人情。这一次，老天爷却给我一闷棍，苍天让我欠下了丽杰一条人命啊！
正文第二章艰难履迹（一）
更新时间:2014-3-1017:05:25本章字数:7766
我的祖籍是山东省济南府登州县宋家庄人，我的爷爷辈亲叔伯二十人,逃荒来到今天的黑龙江省兰西县落户开荒。屯子住的都是本家人，所以取名叫宋家庄，到了父亲辈，宋氏家族已经繁衍到近百户宋姓人家，加上陆续进来的外姓人家，已达到了几百户。后来因安达市和兰西县划分地界，树林带以西为西宋店，归安达市管辖；树林带以东为东宋店归兰西县管辖。据我所知，爷爷排行十一。五爷是打窑时和胡子对射被打死的。十三爷原是廖耀香兵团的团长，后当过伪满安达县警察署署长，解放前夕不知去向，我仅见过十八爷。父亲是1921年生人，亲哥仨个，子妹五人，父亲排行老三。少年时便担当起家庭的重任，后来，七十年代末期，我曾随父亲回老家，年老的都管父亲叫少当家的，甚至毕恭毕敬的。
父亲与先母成家时，因先母产后风死亡。土改分田地时，家族害怕父亲被批斗，让父亲跑出来并躲了起来。父亲躲到了三十里外的安达县境内的人民镇，开了一家糖坊、一家粉坊和二母成家后，由于二母与父亲分心被父亲给休了。
后来，镇上动员当兵，父亲被做工作参了军。据父亲老了讲，让他当兵时心里有些不平衡。地给分了，人有家不敢回，因为那个年代比较乱。部队安排父亲管军械库，在一个雨夜，父亲把军械库的钥匙偷偷地挂在了门口，便跑掉了。一口气跑到了萨尔图，就是今天的大庆市，在屯子扎了根，后来成立人民公社，吃大锅饭，父亲在食堂当厨师，负责做饭炒菜。这个时期经人介绍和生母结了婚。
当时母亲不到二十岁，因少年时闹眼睛，找个民间郎中给医治，结果耽误了，成了双目失明。外公又刚被斗死，成分不好，而父亲孤身一人年近四十了。
在母亲二十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姐姐，三岁时，因受风病逝了。
食堂的前面，有一个泡子，泡子对面，后来进驻一支钻井队，说是在这一带勘探出石油来了。刚来的时候，队员都住在各家里，队长叫王进喜，住在孟庆堂家。王队长领着一二零五钻井队的队员一直在食堂吃父亲做的饭菜。
由于钻井队开采了石油，对周围的村屯开始动迁，正赶上65年开发建设大兴安岭，整个一个林海公社都被搬迁到了大兴安岭。
大兴安岭地处于祖国的北部边陲，原属内蒙地界。只有鄂伦春族人在此以游猎为生。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给这部分鄂伦春族人集中定居下来。大兴安岭森林覆盖面积占我国森林覆盖面积的三分之一。国家开发大兴安岭原始森林，挂起的第一块牌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大兴安岭特区林业管理局”。当时把大兴安岭设为特区，首府定在加格达奇。
我的家在郊区，主要产业以生产发展蔬菜基地，供应本区人民的蔬菜，仍延用萨尔图“五一大队”的称谓，属农业生产菜社。我的父亲从搬迁到大兴安岭，到八十年代初，落实承包责任制之前，一直在温室（俗称薄膜大棚）当技术员，负责栽培、试验蔬菜。
五一村坐落在加格达奇的西侧，一个山坡上，淙淙的甘河水，清甜、爽口。我的家在屯子的中间，和外婆家住东西院。由于母亲眼睛不好，一直没有分开住，也是考虑外婆能照顾母亲。
母亲有一个姐姐，早年考上师范学校，分到牡丹江市教学，后来在牡丹江成了家。母亲身下一个弟弟，后来也教了一段书。外公被斗死时，母亲她们都才十几岁，地和财产都被共产了。外婆为了带3个孩子和后来的外公成了家，生了三个男孩，都以种菜为生。那个时候还都挣工分，一分几毛钱，即使在林区，一个月也只能开三十元钱，除了每月买粮买油和一些生活用品外，根本看不到钱了。
就在这种条件下，也正值全国轰轰烈烈开展文化大革命，讲树立八大样板戏的年代，我来到了人世间。莽莽林海听到了我的第一声哭啼，从小也带上了一点桀骜不驯的野性。父亲中年得子，二伯从兰西赶来，为我取名“振岭“，本意是日后，让我振兴兴安岭。在我的童年，记得村里每天晚上要组织大人学习，父亲常常在大棚看着菜苗，家家都得去人，母亲眼睛不好，天天只有我领着母亲去开会。我身下还有两个弟弟，由外婆看着，每次开会前，都要背诵毛主席语录，久而久之，在我人生中最先学到的就是毛主席语录，没上学前，我已经会背很多毛主席语录了。白天，我就把邻里的小孩儿，包括弟弟们组织在一起，教他们背毛主席语录，左右邻居家的孩子谁要受欺辱挨打，我就想办法帮助出气。我父亲一米九二的身材，我继承了父亲的基因，所以从小就人高体壮，即使长我一、二岁的男孩，我也能打过，家里一旦做好吃的，我就偷出来，分给伙伴们吃，逐渐的在五一村中间这段小伙伴中，具有了很强的号召力和威信。
五一村的供销社在屯子中间，上坡和下坡的孩子买东西都要经过我家住的地方，时间长了，我爱打仗的毛病同村的孩子都知道了，加之我长得大，许多同龄孩子见到我都躲着我，其实，上下坡的孩子没有欺负到屯子中间的孩子，我根本就不欺负人家。就像三十年以后，同学聚会时，陆彩虹提到，她小时候，一见到我特别害怕，老远就和我打招呼。其实那个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她是这样看待我的。记得有一次我刚出院门，正赶上彩虹从下坡往上坡走，见到我转身想跑，突然又转过身来，笑着对我说：“你吃饭了么，哥？”我说吃完了，她似乎是闪着身子从我身边走过去的，但我当时心里还想：“这小姑娘嘴还挺好的，此后，她每次在我身边经过都打招呼。说句心里话，当时就算她打不打招呼，我也不会欺负她的。不过，几岁的女孩儿，能有这种心思，说好话总比骂人强，确实让我佩服。
那时候，和我从小玩到上学的唯一女孩儿是邹淑芳，在我家前院住，比我大八天，两家大人也很要好，有的时候玩到很晚了，她哥哥、姐姐接她才回去。有一次，她正在我家吃饭，淑芳她姐姐接她时说：“等小波（邹淑芳小名儿）长大了，给二姨家振岭当媳妇儿吧。”淑芳说行。她姐姐问我，我也说行，逗得屋里人哄堂大笑。
自那时到上学前那几年，我们基本上算是形影不离，玩小孩儿过家家，她也会充当我媳妇儿的角色。少年时，我们曾同窗同过桌，她当过班长，我当劳动委员，我们之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虽在暗中保护她，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拉开了距离，即使在一个学习小组学习，但却少了那份童年的亲昵和天真。成年后，都各自有了家。
68年珍宝岛战役打响后，中国和前苏联处在剑拔弩张的战争状态，毛主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于是，家家户户都挖地道，以防战事。73年，我的同学孙悦平爷爷家院外的地道坍塌了，积了不少水，我和伙伴韩国林，孙悦平站在坑沿边上玩儿，突然，我脚下的泥坯被踩塌了，我全身掉到了坑里，沉沉浮浮，韩国林边跑边喊：“不好了，振岭掉到地道里去了！”当时，我外公正在扫院子，听到喊声，放下扫帚飞奔到坍塌的地道旁，准备伸手拽我，结果外公也掉了进去。就在这一老一少生命随时面临终结时，正赶上五一村赤脚医生皮连成路过，听到呼救声，扔下药箱子奔跑过来，先把我救出水坑，然后，又把外公救出来。当我苏醒的时候，我已经躺在外婆家的炕上，外婆正在骂外公，说这么大的人什么用没有，救不了孩子，自己险些搭上性命，要不是皮大夫赶上，两个人都没命了。那一年我7岁。
后来，父母一再告诉我，我的救命恩人是皮连成，我也一再发誓，此生一旦有机会，一定要报答恩人的救命之恩！三十多年后，我曾领着爱人和孩子到皮大夫的诊所看过皮大夫，皮大夫说当时他考虑的是先把小的救出来，此后再考虑救老的，只可惜许多年来，坎坎坷坷，这份回报之愿一直未了！
巧的是皮连成大夫正是陆彩虹的亲娘舅。其实在我们生活这个圈子里，都有着千丝万缕的情结。
1974年是我进入学校读书的第一年，我的同龄人六十多人，学校给编成了两个班，我在一年一班，我进教室时，我见邹淑芳在看着我笑，于是我就过去坐在了她的旁边。结果老师排座位时，给我安排了一个身材修长漂亮的女孩儿同座，她叫陈丽梅，她父亲叫陈凤明，我熟悉，是五一村的兽医，经常走家串户给牲畜治病打针。我管他叫舅舅，但丽梅我还是第一次接触过。管她呢，身边放个美女，总比放个淘小子强，免得打仗。我在心里这么想。
自打上学，我便不再打仗了。学习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始终保持双科百分。而且，当时我负责冬天为班级烧炉子供暖，经常利用课余时间，从家里带来小锯，带领男同学截烧火柴，从家里带引火的桦树皮，每天同学来的时候，教室已经烧得暖暖的了。可是，在第一学期评选少先队员时，我仅得了十四票，没过半数，当时举手的时候，我发现都是我家左右居住的，我性急之下站了起来，老师让我坐下，我左右环顾，有几个同学看着我瞪眼睛，有点不太情愿地才把手举了起来。当时我想等放学的，一个一个抓住非揍他们一顿不可。
我和班主任姜桂荣老师家住前后院，一天晚饭后，她趴在杖子上喊我过去。姜老师说：“你知道同学们为什么不选你么？”我说不知道。姜老师说：“你以前总爱打仗，同学都不选你，现在你是学生了，不能再打仗了，下学期争取戴上红领巾，记住，千万不要找茬打同学，戴不上红领巾多砢碜啊。”我望着姜老师点了点头。
下半学期开学不久，班级开班会，增选少先队员，在我一生的记忆里，永远也不会忘记姜桂荣老师说的这样一段话：“同学们，今天我提名一位同学，尽管他没上学前爱打仗，但上学以后，每次考试他成绩都不错，还一直担任我们班级的烧炉工，我们班的柴禾都是他带头领着男生截出来的，我们每天在暖融融的教室里学习，他为我们班级做了贡献，而且，自上学以来也始终没有打过仗。同学们知道他是谁么？”“宋振岭！”有的同学慢声细语的答道。姜老师说：“好，那同学们同不同意他加入少先队啊？”“同意！”同学们接着说。姜老师说：“同意宋振岭同学加入少先队的请举手！”
经姜老师这么一开导，情况发生了变化，姜老师一个一个的数，数到二十三个不数了，她说：“好了，不数了，已经超过半数了。”大概还有七八个人没有举手，我本能的想看看都是谁，姜老师让同学把手都放下了。
我后来想，如果没有姜老师的这番引导，也许当时认可的同学还不一定多。那时候，学生听老师的话胜过听父母的话。
其实，我戴上红领巾的第一周，姜老师宣布了一个我意想不到的结果，邹淑芳担任班长，陈丽梅担任学习委员，文艺委员是陆彩虹，让我担任劳动委员，看来，让我戴上红领巾，班主任已经有了下一步打算。
从一年级到二年级，姜桂荣老师始终担任我们的班主任。而这两年的启蒙教育，让我们掌握了扎实的基础知识，这对我后期在监狱自学起了很大的作用。三十年后，我们同学相聚，也曾有人在酒桌上感慨地提到姜老师两年基础知识教育所带来的影响。
在读三年级以前，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处于上等生的水平，自四年级保持在中等水平，到五年级的时候，学习成绩下滑到最低点，倒不是教学水平差，孙悦平的母亲、陆彩虹的父亲先后历任班主任，都是当时学校资深的教师，这里面发生一个插曲。
我们家东侧是个山丘，五一村的人把这里叫东山，我们住西侧，山的东侧是二百一地界，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山顶上经常站十几号十三四至十六七岁的孩子，往西坡下面扔石头，叫号，实际是一种挑衅，更可气的是这些孩子歧视郊区的孩子，特别是郊区的这些男孩儿，不但到街里必经二百一地界，而且供应我们粮食的粮店及七综合商店都在二百一，他们经常劫打郊区的孩子。
有一天，上坡的孩子头儿和下坡的孩子头儿找到我商量联合起来对付二百一挑衅的这帮人，显然，让我聚集五一村中间这部分的孩子，共同对敌。
我们每天晚饭后，三个核心人物都要碰头儿研究作战计划。一般的情况下，我们都要提前放出流动哨，带上用树枝编的草帽，隐蔽在山顶口，发现敌情，马上回来人报告，我们组织人员争取首先占领山头儿，这是作战优势，以制高点打击来犯之敌。我们的武器是石子，我们手下有一批撇石子的高手，撇的既远又准，假如让敌人先占领了山头儿，一般的情况下，我带领的这部分人负责正面主攻，克制敌人，另一伙分两部分进行左右侧攻，另一部分包抄后侧。如果我们攻上山头儿的话我们这侧乘胜追击，那么包抄这伙人则出其不意的打伏击；如果我们主攻和侧攻受阻，包抄后路这伙人要见机摸到敌人后背，痛击敌人。这种情况下，一般我的主攻任务不变，但要争取最快时间与后路友军会合作战，负责侧攻的两翼力量，往一侧受强力打击的一伙果断撤出，不强攻，避免大的损失，撤下来的这伙力量马上转移到后侧去打援。
每次战术都根据实际情况，拟出两至三套作战方案，由通讯兵负责传递信息，随时改变或调整作战方案。
这一段时间，是影响学习成绩的一个因素；另一方面，班级换了个数学老师，是从街里分来的，按现在的话说，来的渠道不太正常，教学也没有章法，似乎也不备课，拿起教科书就讲例题，给我的印象，语言不流畅，声音低，一边往黑板上写例题，一边讲解，算错了，拿起黑板擦擦掉，再者，一贯这种教学方法，我似懂非懂，有时干脆一点都听不明白，二是使我失去了学习的兴趣。
第三个因素，我迷恋上了体育，特别爱打篮球、踢足球，十三四岁的时候，我的身高达到181公分，整天没事儿的时候，手里不离篮球，下课或放学，很多时间都长在学校的篮球场上。记得升初中那年，我的篮球让教导处给没收了，直到考完试，才还给我。但我还是留级了。
当新学期开学的时候，相处了五年的男女同学都升上了初中，而我被降级编到新班级，我的心产生了一种失落和沮丧。我心里在想，这些从小的伙伴，同窗五年，我这一掉队，也许今生就永远拉开了距离。
上学的第一天，在自习课上，我刚刚做完作业抬起头的时候，我右侧前排一个漂亮的女生正在瞅着我微笑，一个同窗了五年中，我根本都没留意看上一眼的女生，仅半学期的时间，坐在我身旁座位上，我仔细端详的时候，突然发现，她不仅人越来越漂亮了，而且多了几分成熟感，她的微笑也使我感到了亲切，也把五年来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她叫王什么？想了半天，噢，王桂梅！怎么坐在旁边一天了才发现，也不知这一天里我想了些什么。
“你也留级了？“我问。桂梅微笑地点了点头。“你的作业写完了么？”她又点了点头。我说：“给我对照一下。”桂梅把她的作业本递给了我，我核对完之后，还给了她。王桂梅轻声的问：“对了么？”我点了点头。彼此就再也没有吱声。
后来，我们同学每一次聚会的时候，王桂梅基本上都坐在我身边的座位上，每当这时，我就会想起留级第一天的情景，始终有一种曾经共过患难的感觉。
由于是重读生，第二年，我和王桂梅都顺利地升上了初中班，这期间，刘志华因母亲去世降级后辍学，跟着父亲学木工去了。
十五六岁的年龄，似乎懂事儿了许多，加上老人的教育，作为五一村的孩子们，只有两条路选择，一条路是坚持完成学业，走出农业菜社；要么辍学，下地种菜，一生从事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动。冲出农村围墙，是每个孩子的梦想。虽然我在五年级重读了一年，但是更加巩固了我双基的掌握程度。我开始用功读书，向着第一步理想迈进。
上学期通过几次测验和统考，在班级的成绩能达到上中等的水平。
我们班的语文老师是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年仅二十一二岁的女老师，她的教学方法和水平，很容易让我理解和接受。所以，学习起来也就有劲头。然而，按我后来理解的情况，作为一名年轻的女教师，她犯了大忌。
这位老师，每次讲课的时候，我都会聚精会神、目不转睛地听课，突然有一天，在课堂上，我用目光正视她的时候，她的脸开始发红，连续几次都是这样，特别是近距离时，体现得更明显。我的心跳开始加剧，精神也开始溜号，在莫名其妙中，不敢正视这位老师，一段时间下来，学习成绩开始下滑。
多少年以后，我找到了原因，当时，我虽然只有十四五岁年龄，但是我的身高已经达到182厘米，从外表上我已经像一个十岁的大男生了，而这位女老师表现出的羞涩，正是年龄相近的男女生之间发生的反应。这是一个误区，即使她的教学水平比较不错，但是心理素质出现了明显的错误，换句话说，那时的我根本就没有任何私心杂念，我的目光中只有纯真、求知和真诚！
由于我的学习受到了影响，我在茫然中选择了转学。
在我离开母校的时候，几个老师还说：“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转学？其实五一学校的教学质量要比街里学校的教学质量强得多。”
这个定论经过验证是可以肯定的，我在母校已经达到下中等生程度的情况下，我在第二中学仅学习了几个星期，却印证我在班级学习成绩达到上中等的水平。
我担任班级的学习委员，随后又兼任了英语课代表。
街里学校的优越条件在于环境不枯燥，物理课有实验室，文体活动搞得形式多样，有声有色。由于我爱好广泛，逐渐在同学中有了一点影响力，课前课后，周围经常有一帮男女同学，嬉笑打闹，讨论课题。
这个年龄段的我与男女同学之间仍处在一种比较纯真的交往中。而我却引起了校内外一些男孩子的关注，一般的都比我大三两岁，开始搞对象，堵截我们班级的漂亮女生。由于我不知内情的接触，有几次放学后，莫名其妙的被校外的大男孩给打了，有两次被打得鼻青脸肿，弄得我放学后不敢回家，因为父亲不赞成我到街里读书，再者我一旦打架，父亲不问谁对谁错，准严惩我。我心里不服，还不敢顶撞，有几次受到委屈，打架根本不怨我，但却遭到父亲的毒打。第二天，我越想越气，趁体育课或自习课时间，溜回家里，偷偷地把父亲酒瓶子里的酒倒掉一半，再给对上凉水，放回原位。我每次都不会忘记，父亲打我前，都是吃完晚饭，满嘴酒气，我在心里想：“这是酒劲儿太大了顶的，一点儿也不讲理。”
晚上，我肚子饿得咕噜咕噜直响，背着书包跑回母校，静静地坐在操场旁。想想在母校时，从来没有挨过别人的欺辱，现在弄得有家都不敢回。
望着静静的操场，我想起了外婆，每年开运动会时，学生们都穿上白衬衣、蓝裤子、白球鞋，家里经济紧张，没有这笔钱给我买。外婆把儿女给她的积攒了多年的零花钱拿出来，给我买衣服裤子，外婆告诉我省点穿，多穿几年。然而，我的身材长得太快，平均二年就得换一套，到四年级时，我进了学校鼓号队，外婆不得不第二次拿钱给我买衣裤和鞋。
操场前，有个石头砌的菜窖，我困了就靠在石窖墙边睡一会儿。大兴安岭的夏天，小咬儿特多，小咬儿其实就是蚊子的一种。我刚刚睡着一会儿，就被咬醒了。第二天早晨，手背、脸上、脚面子多处起包红肿。
趁着都没起床，我赶紧跑到下坡甘河边上洗把脸，喝点儿清甜的甘河水，背着书包奔学校走去。
我几次的遭遇挨打，有些忍受不住了，我也不能总这样被动挨打，这不是我的性格。半学期的压抑，终于爆发出愤怒的火焰
正文第二章艰难履迹(二）
更新时间:2014-3-1017:05:26本章字数:8741
我把班级点名册放到了同桌同学那儿保管，每天早晨点名时取回来，点完名再交给同学。我把书包的学习用具全部倒掉，里面背上四块整砖，放学的时候，一旦遇上几个找茬和我打仗的，我拿起书包就轮，他们轻视了书包的重量，结果只要接我抡出去的书包，就被打个跟头，一半会儿起不来，于是我过去用脚踢他们，书包由于过重，轮的时候，书包带容易被拽掉一撇儿，干脆，两头我就用铁丝加固。这些人吃了几次亏，开始躲闪着不硬接我抡出去的书包，而且他们基本上都手持菜刀和我对峙。我怕吃亏，后来上学的时候，我不背书包了，买了两把菜刀，一边裤兜儿揣一把，遇到三两个人和我打斗时，我就放马对打，人多时我就跑，之后，我打听到他们每个人的家，天黑的时候，蹲到他们家附近，一个一个地抓，一个一个地打，从小到大，一对一地单挑，我从来就没有怕过谁，否则，也对不起父母给予我的这1米80多的身材。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这种反抗已经变成了一种疯狂的复仇。因为他们干扰了我学习，我要向草原人驯服野马一样征服他们。
我这种亡命的斗志，使这一部分人逐渐地屈服下来，有的通过关系和我求和，甚至有的想和我拜把子，结金兰之好。
不知不觉中，我在社会上已经小有名气，甚至五一村的孩子到街里挨欺负，都说我是他姨家哥哥 或舅家哥哥，由此可免遭一劫。
我想到了我荒芜了近半年的学业，我多想此时重新回到课堂，静静地学习。我找到了班主任。但班主任已经不敢留我了，我在老师和同学的心目中已变成了煞神，他们对我敬而远之。
1981年，我准备回兰西县老家二伯家过春节，想解开一个多年的谜团。就是七十年代讲究成分论的时候，我的户口簿上是贫农。当时学校请贫农代表给学生讲忆苦思甜报告，学校几次找父亲当学校的贫农代表，父亲却以不识字为由推脱了。后来杨铁华老人成为了学校的贫农代表。那个年代，如果父亲以一名贫农代表的身份在学校给学生做忆苦思甜报告，我以为是件很光荣的事情。
79年，父亲领着我和二弟、三弟，回兰西老家过春节时，父亲说他已经三十多年没回来过了。我们从安达坐公共汽车到火石山乡下车，还需步行十几里地才能到达宋家店。那天虽然很晚了，我们进入西宋家店地界时，父亲主张解个手，我们四人解手后，父亲却呆呆地看着田地不动，我叫了三声，父亲才缓缓地背起三弟，准备走。三弟趴到父亲的身上时，突然问了一句：“爸爸，你咋哭了？”我回过头去，借着月光仔细的向父亲的脸上看去。这时，父亲用发颤的声音说出了一句意想不到的话：“孩子，这些地，以前全是咱家的。”
二弟天真的说：“这次回来，咱就要回来呗！”爸爸摇摇头说：“永远也不可能了，都是你爷爷他们哥二十个开垦的。”
正月时候，父亲曾领着我到几家年长的老头儿老太太家串门，父亲进屋时，老人都在炕上坐着，当认出父亲时，急忙下地，一边穿鞋一边说：“少东家回来了？这些年在北山里还好啊？”说着把父亲往炕里推。于是，我便仔细聆听，他们讲述一段段父辈我不曾知道的经历。
这时，我似乎明白了，父亲为什么没有当贫农代表，做忆苦思甜报告了。
随着年龄增长，我要了解一下父辈们是怎样欺压百姓的？是不是也夜半鸡叫，让长工们起来下地干活的。
这次回来，我拜访的第一位前辈是一位七八十岁的女性，我尊称“姑姑”，这位姑姑年轻时在县里读过书，比较前卫，人长得也挺漂亮，只是年轻时抽过大烟，听说和在县警察局当署长的十三爷关系比较密切。回到乡下后，十三爷回乡探亲，也多次看过她，还给她带回极品烟土。
我和姑姑围坐在炕上的泥制火盆旁，进行了一次长谈。
“姑姑，你管我父亲叫少东家，我父亲是不是地主恶霸？”
姑姑说：“孩子，这地，确实是你家的，但这屯子百分之八十的人家却是你们老宋家本家人，你们恶谁霸谁去啊！换句话说，我们外姓人虽少，只是雇你家的地种，处的却很融洽，否则我们可以搬走，也不会在宋家店落脚啊！”
“那为什么要分地啊？”
姑姑说这是大气候，当时两党相争，争取的是民心，历代帝王得民心者得天下，毛泽东选择以农村包围城市，他不仅认识到粮食的重要性，更主要的是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比例多，而斗地主分田地，则是穷人多，地主少，如果把地都分给穷人种，穷人是不是就拥护你呢？
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这样一节课，我潜意识里觉得这是不是政治？但在那个年代所宣传的内容与姑姑所讲的差距太大了，以前我心目中的“地主”就是欺压百姓、十恶不赦的恶人，原来，地主一词的理解，还有这么一种因素。我有点同情父亲流泪的情形了。但这种气候，不是某个人所能左右的，必须无条件的顺应历史的潮流。
姑姑最后说：“这些待你长大了就明白了，不过现在这种大帮哄种地的方法，也不是办法，你家庭都富不起来，国家也就富不起来，也许慢慢会有改变的。
一次长长的谈话，我不知道姑姑讲的是否在理，我觉得很新鲜，这是我在课本里找不到的。我要从历史发展的规律中找答案，于是，我真正放弃了小人书时代，从那天起，我决定开始找一些古书看。
春节过后，在我返程中，被安达市少年体校篮球队教练意外看中，经过短暂的谈话，我毫不犹豫的答应教练，跟着他学打篮球。这一年我15周岁，身高184厘米。我回家后，说服了老人，打起行李卷儿返到了安达市，到体校找到范景泉教练，范教练把我安排到市一中住宿，插到初三班，上午参加学习，下午到体育馆训练。
我在训练之余，经常跑到收发室找报纸看，看国家时事，我看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字样，看到了改革开放、包产到户的字样。我想起了姑姑说的一番话——大帮哄种地不是办法，其实她说这话的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两年了，只可惜乡下交通和信息都闭塞，八十年代了，宋家店还没有安上电灯，甚至有的老人一辈子都没坐过火车。
我偷偷地揣起报纸，利用放假的机会，借了辆自行车，行程八十里地返回宋家店，找我那位姑姑念报纸去。
遗憾的是仅仅半年时间，老人家已经